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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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1
民声 [2006-08-01]

中国社会在28年前的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 ，在党内资产阶级的精心策划和阴谋欺骗的一步一步导引下，主动适应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战略，已经在中国从上到下、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实现了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

当今中国劳动人民己从昔日的社会主人翁，到今日的资本奴隶，工人农民社会地位低下，到处受人冷眼。工人的一切利益从住房、劳保和公费医疗、退休以及孩子入学，均被剥夺。缺医少药不但在农村复燃，在工人中也成了现实。农村到处出现新文盲，工人则苦于儿女们的高昂学费，而官僚们却有各种名目得以疗养、休闲、旅游，他们的子女可以用公费进各种贵族学校。不少工人失业或变相失业，人民群众的劳动权（即就业并拿到相应报酬的权利）、受教育权、生存保障权都被取消。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乃至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工人的罢工权利均已被剥夺。甚至连人民群众的结婚、生育、死亡都成了他们聚敛财产、盘剥人民的手段。

一、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1、中国有奴隶吗? ------ 现代中国奴隶的悲惨现状

现在再来说奴隶二字，似乎荒唐与过时。但奴隶还是有的，据说美洲就有奴隶，虽然人数极少。奴隶贸易兴隆的时期，中国人被卖到南非金矿、 巴西银矿，至今还有后裔。

这里所说的奴隶贸易，是指将无辜者变成奴隶，这种贸易既不是象古代的卖身为奴，如大家熟悉的董永：卖身葬父。我今天讲的有几种奴隶，他们的遭遇是相同的：在封闭的环境中被所威胁，从事非人的劳动，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他们每日工作时间最少有十几个小时，但他们的劳动没有报酬或少到仅具象征意义！
这些人难到不是奴隶？他们与奴隶制时代的奴隶有区别么？如果说有的话，就是那时的奴隶不是俘虏就是罪犯，得到社会的公开承认。而今天的奴隶们是自由公民，是无辜者！

“公仆”们肯定要说这是“抹黑”与“诬蔑”， 那就让我们撕下遮羞布来看看吧！ 这些奴隶就在我们身边：

在浙江临海的奴隶工厂里，小奴隶们仅十一二岁，这些童奴是被骗来的，她们的工作条件有多恶劣，工作有多危险，不需我形容。在央视播出的节目中，国人们有目共睹！

在河南、河北的砖场里：奴隶们被狼犬与打手们包围着，逃跑的奴隶被打断了手脚……也见央视。

在某些农场里：奴隶们劳作一季之后，没拿工钱之前，当地派出所便前来抓人，奴隶们只好逃命，工钱就没了，如同香港建筑工地每月开粮的时候，总有来抓人。

在全国最大的暖气片生产基地：山西清徐县同戈站暖气片工业公司，奴隶们拚命挤上记者的采访车来逃出公司大门。陕西人张增社夫妇都是这家公司的奴隶，媳妇病了不准走，弟弟带钱来接人，也被抓进来！据大众日报披露，截止本月十九日，约有两千名奴隶获救离开……

在湖南株洲、衡阳一带，常有广东警方用火车、汽车将一批批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的奴隶抛弃后扬长而去。当地铁路和民众予以援救后，有些奴隶活了下来，靠乞讨返家，有些奴隶就含恨死去，给当地政府和居民造成沉重负担。当地铁路还扣留过两名抛弃奴隶的广东，迫使广东警方出钱处理奴隶们的后事。据活着的奴隶们诉说：广东经常半夜出动来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罚款的，就将女的卖到发廊，男的卖给一些工地老板做奴隶，一旦奴隶们生病或快累死时，便叫把他们抬上车到广西、湖南一带抛弃。

（在广州火车站，我一位朋友买完去深圳的火车票后，在路口碰到、保安押看几百名外地人去收容所，保安要把他也拉走。这位朋友向路人呼救并拿出了各种证件，引起路人的同声指责。恼羞成怒的竟指使十几个保安把他打断鼻骨和肋骨。还是一个载客的摩托仔把昏迷的他救去医院，但手机、钻戒和装着万余现金的皮包已失踪！）

虽然这些奴隶的悲惨遭遇都很相似，但他们从公民变成奴隶的形式却不同：有些是以招工的名义骗来，有的却是被掠卖为奴。虽然从民变奴的形式不同，但造成这种罪恶的奴隶贸易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每一笔贸易的促成，都可以或明或暗地看到“公仆”权力和“公仆”利益的影子！

2、农民工的悲惨生活

据200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当前全国农民工约有4000万人。

2004年1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说，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洲竟然爆发了“民工荒”。2004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情况如何呢？报道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在工资收入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情况又如何呢？据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五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据“工伤律师”周立太提供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又有另一份发往北京的内参说，深圳外来工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合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 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患地说。

2005年2月学者雷云撰文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经济非常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招待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起走投资者”。据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的调查，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虽然屡屡掀起“清欠风暴”，却收效甚微，以至“风暴”过后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老板白天付拖欠工资，晚上又派人抢回。2004的11月2日，广州市珠海区竟然还发生了老板指使30多名便衣用铁棍毒打25名讨薪工人的事件。河南省“两会”期间，在郑州又发生了百余狂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惊动了国务院。

2004年8月，一位学者撰文说，他所在城市的农民工承担着全城市90%以上搬运重物的体力活，市民称他们为“棒棒”，谋生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和两个绳子。据一个农民工月账本的记载，每月收入770元，支出项目有：房租50元，管理费20元，餐费182元，日用开支70元，给儿子生活费350元，母亲医药费50元，意外支出60元。这个民工说，他只想每月多挣些钱，能多买点好药给母亲，多给儿子生活费，多给老婆买件好看的衣服。他很怕死，因为他要为这个家奋斗，他的母亲、儿子、老婆还要他养活。这些农民工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底层，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任何资助，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任何福利，他们是最容易被遗忘和欺压的弱势群体。

3、下岗工人的悲惨生活

2000年10月，学者严元璋发表了对东北地区下岗工人采访录如下：
沈阳市44岁的下岗司炉工甲说，下岗时工厂未办下岗证，从未发过最低生活费，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和我一样，家有3口人，月均家庭收入350元，住父亲的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费。生病后去药店买低价药治病，不去医院。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 ―5%能挣1000元/月，其余都是没活干的。近几年下岗的没有当老板的，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女性作别人情妇的、卖淫的很多。他认为，现在我国反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跟美国可不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里7口人，父亲45元/月工资，全家够用。今天也不像社会主义，有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都在学习美国吗？他说，号召群众反腐败，他会跟着干；人横着是死，竖着是死，饿着也是死，怕什么？他说，集体上访事经常有。

辽宁某市煤矿下岗工人丁说，矿上没办下岗证，但发最低生活费179.4元/月。夫妻两人卖小吃，400―500元/月收，租房150元/月，水电费30元/月，其余全花光，无积蓄。他认为，现在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好，那时生活有保障，现在什么也没有盼头。

黑龙江某市下岗工人己说，家有三口人，家庭收入600元/月，不够开支。丈夫患脑血栓，单位不能报销医药费，这个压力最大。他认为，现在有点像资本主义，因为旧社会的东西都有了。她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上访事件是常事，她单位上访也参加过。

沈阳市某搪瓷厂下岗工人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现在跟旧社会一样。他赞成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时没有贫和富的差别。他说，他接触到的人都会跟毛主席走。

辽宁某市屠宰厂下岗工人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是谁有钱，谁光荣，穷人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还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好。他一个邻居老人是个老革命，给国家干了一辈子，今天得了大病没钱看病，差点死了，是朋友寄来500块钱救了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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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学者陈寒鸣对下岗工人的采访录说，一位年仅37岁的下岗工人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终于，有一天他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一位40多岁的下岗工人，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医治，患了甲状腺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

这样的情况全国各地皆有, 随处可见。就连号称现代化大都市的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同样悲惨。外滩街道算是比较富的街道了，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居民都是穷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因家里穷上不起学，连个普遍的发高烧也无钱医，要不是好心人相助，恐怕小命也没了。这户人家爷爷老了，父亲有病不能工作，母亲没工作没医保，全靠母亲摆摆小摊，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说实在的，也的确没钱看病。现在的穷人啊，连病都生不起。
外滩街道还有三个家庭，一个家庭是回沪知青，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兄弟，一家七口住在一间十六平米的房子里，这个知青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现在这女子来了上海，没有户口，没有工作，靠着知青一人工作养活家里。而前两个月，这个知青查?得了癌症，两个弟弟下岗，现在一家七口人靠着老母亲的退休工资过活，十五岁的儿子还要上高中。.
第二个，一个老爸带着一个女儿，也是下岗工人，老婆离婚了。本来借了点钱做做水果生意，不料八月份上海连连暴雨，进的西瓜在水里一泡全毁了。而那时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眼看着一万多的学费就要交，父女俩欲哭无泪。
第三个，老公?车祸，瘫痪在家，老公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 老婆是外来妹，在小饭店擦擦桌子，一个月三四百块而已。
然而这三个家庭里只有一家能得到补助，补助有多少？ 一次性临时补助三百元。

4、贫困劳动模范的悲剧生活

贫困劳动模范是穷人中一个特殊群体，北京市朝阳区共有451位劳动模范，其中有63人因收入低、长期疾病等原因生活在贫困之中。以下是2005年7月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困难劳模的采访录。

196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马庆香是北京3501厂的退休工人，如今住在朝阳区水碓子附近一幛破旧的老楼里。马老住的房子是单位分的一套两居室，并不宽敞的客厅中搭了一张床，卧室的几面墙是斜的，房屋内的空间更显得狭小。马老有4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都在3501厂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马老和儿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家里，由于卧室只有两间，只能在客厅搭住了6个人。马老的小女儿告诉记者，今年2月，只有1000 多元退休金的马老突发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自费花了2万多元。谈话间，马老突然眼圈一红，急忙起身走出房间。

1985年全国劳模高家成，原酒仙楼粮管所党委书记，在1983年至1985年连被评为北京市劳模，1985年被评为全国劳模。上世纪90年代，高老的独生子患白血病去世后，高老一直和老伴相依为命，1995年8月24日，老伴又突发脑溢血，老伴每月不能报销的医药费有1000多元，为了照顾瘫痪的老伴，他请了位保姆。而老两口每月的退休费加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支付了医药费和保姆的劳务费后所剩无几。
1959年北京市劳模韩秀珍，原通州区商业幼儿园保育员，现在每月退休金518元，外加80元劳模补帖。韩秀珍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尿酸等多种疾病，每个月的药费都要超过1000元。但她没有任何医保，所有医疗费都要自己负担。老伴一个月有1200元，但身体也不好。她说，自己根本不敢住院，有一次哮喘转肺炎，医生说再不住院的话就有危险，要求她必须住院。但为了省钱，她楞是在社区卫生站打了4个星期的点滴，扛了过来。 1960年全国劳模袁瑞云，原河北省大产公社双柏村幼儿园园长，现在每月三百来块钱退休工资，和女儿、儿子及他们的家人挤在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200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随后女婿突发脑溢血也撒手人寰。老人又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每个月需要六七百元的检查费和药费。大笔的检查费不能报销，实行医保后，医药费满500元才能报销60元，老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于是老人和女儿、孙女挤在客厅的一张床上，儿子和媳妇住里屋，腾出两间小屋子出租，每月收取八九百元的租金贴补自己的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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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 [2006-08-01]

5、童工、包身工的悲惨生活

2004年8月，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发表了《中国啊：人间地狱知多少？》一文。该文说，福州祥威电脑机绣有限公司现有外为女工34 人，其中有年龄在16岁以下的童工6人。工人每小时报酬1元至1.25，每餐伙食标准1元。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23点，中间除了午、晚餐各用10分钟外，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绝大多数女工一站就是16个小时，加班没有加班费。女工们不仅腰酸背痛，脚背也肿得厉害。老板却不让请假，请假一天扣80元，迟到早退一分钟扣1元。该厂不到200平方米的简陋厂房，几十人站在机器前制作鞋帮。用的是一种刺鼻的化学溶液，环境中空气污浊。

2004年10月，学者云淡水暖撰文说，《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的广州血汗工厂的小童工们就吃不饱：白粥、白饭、榨菜、青菜，这是孩子们三餐的全部。早餐是11点半开始，清炒白菜和白粥；傍晚5点半是正餐：白饭和清炒白菜；凌晨1点左右，白粥和榨菜。孩子们常常是赶快吃完，匆忙干活。孩子们经常因为吃饭慢而遭到训斥。每次他们都会委屈地滚着眼泪说：“我真没吃饱！” 对这些正处发育期的孩子们来说，自然吃不饱。

2005年4月学者云淡水暖撰文说，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一条长篇报道“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 。 “包身工”是一个反映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代名词。没有读过夏衍先生《包身工》的年轻人，可以从央视的报道中领略到“包身工”的惨状：“有一群农民工，活做得慢了，就会被工头拳打脚踢，被煽十几个耳光，甚至被剥光上衣，站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还要被浇上一桶凉水” ， “同时这些民工也向记者证实，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工头打过。拉到工地先打一顿，完了以后天天开始打，每时每刻都看着，最多时候一天干16个小时，两肩都打断了，铁钩把这地方都打成骨折了。

6、农民工抢劫未成事件

2006年第1期深圳《商界》月刊刊载了记者谭强根据打工仔陈晓海的口述撰写的报道《从明天我要去抢劫》。报道的内容如下：

“2004年10月，像所有打工仔一样，我揣着路费，来到传说中掘金如山的深圳。深圳规定关外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580元，但黑工厂根本就不会按《劳动法》执行。全国各地涌来的打工仔，在求职无门的情况下，迫于生计，明知是黑厂，还是不得不进。终于找到一家底薪430元的电子厂，他的老板就是后来被我们列为目标的王老板。交了身份证，进去了。结果发现自已根本就吃不消。每天早上8：30开始上班，一直要干到晚上11、12点，有时甚至通宵加班。每天所有的感觉就是累。20多天后，我的体积缩小了，我觉得再继续下去，就会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但是，为了钱，我咬牙续继坚持下来”。结果怎样呢？由于王老板迟迟不发工资，陈晓海带头不加班，被辞退，“可怜我累死累活挣的第一份薪水，竟然只拿到300多元”。“后来，我们又陆续换了好几家厂。楞没有碰到一只稍微白一点的‘乌鸦’。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发放不准时，发工资时还要扣水电费、工衣费、工厂管理人员沦为老板的走狗，寻找各种借口克扣工人工资拼死拼活地上班，没日没夜地加班，一个月能拿到手的只有6、7百元钱。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地干活，却只能过牛马不如的生活。我想不通，很多次，我都冲动地辞去工作，流浪在深圳街头。那一次，我三天没吃过一口饭，最后躺在一张椅子上，孤独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蒋毅（指陈的打工伙伴）终于找到一点钱，买来一碗盒饭。当我终于有了一丝力气，我只好再去找工作”。后来，陈找到了工作，又因厂方扣押押金和身份证还被打手压迫而不干了，变成流浪者。陈对记者说：“记者大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我和蒋毅一样，正在变成流浪者，并即将变成街头的劫匪。明天我就要去抢劫了”。最后，由于记者的劝告和资助，这场抢劫危机终于化解了。

7、乡村女教师沦为娼妓事件

　　2006年2月23日《南方周末》刊载了记者傅剑锋所写：乡村女教师含泪供弟上学，“平时是天使周末当魔鬼”的报道。报道说，“2001年，中专毕业的徐萍当上了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一年她买了300包榨菜，吃了一个学期，全力省下工资作为三个弟弟的学费。一个‘阿姨’借机怂恿徐萍去做小姐，她说当时听不得父母的叹息，就‘瞒着家里人豁出去了’，‘我想可能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所以今世要还债。而且身体是父母给的，我用身体去偿还欠他们的债’。她卖身的第一次是和一个不到40岁的男人。事后她得到了300元。以后每一次‘生意’，她都会深深吸口气，安慰自已：‘死就死吧！，反正就是半个小时。’这样的日子被她形容为‘周六到周日是魔鬼，周一到周五是天使’。她把攒起来的每一分钱都交给弟弟们交学费。她经常一天就是五角钱的豆腐加五角钱的豆芽，米就是家里带来的，一天就消费一元钱。到了暑假，她还会陷入深度焦虑中，因为暑假后常常就是三个弟弟将近上万元的学费。而她那时一年的教师工资不吃不喝也不足4000元，所以她在暑假时只得以更频密的卖身给弟弟们筹集学费。就在2003年的一次接客中，她遇到了父亲一样年龄的工程师‘文’。文同情她的经历，并且爱上了她，每月给她800元，并让她脱离这一行业。文还为她过了21岁的生日，她在蛋糕、红酒、玫瑰和铂金戒指间感动得不知所措：‘原来做小姐的人也会拥有爱情，被他爱着宠着疼着感觉好幸福！但在和文相处半年后，她忽然发现自已得了性病，家里的财政依然紧张，这段时间她瞒着文出去接过客。性病是尖锐湿疣。不久文知道了真相，他哭着走了：‘徐萍，这次我真的不理你了’。她哭得死去活来，走到充满冬日阳光的街上，却再也感觉不到温暖，心里冰了。几天后文出乎意料地回来了，给她带来了几支能根治尖锐湿疣的干扰素。治疗后性病不再复发了，徐萍却悄然离开了一度想娶她的文，因为我不想伤害他的家庭，‘曾经拥有过值得这辈子去感念的男人就够了’。

她的心被撕裂了，‘为不使自已疯掉，她就到宗教里找慰藉。但当信佛教后，她发现经文有‘六道轮回’一说，她觉得自已的行为是会万劫不复，结果陷入更深的苦痛中。后来一位佛友解开了她的心结，他说如果动机是为了家人，就是善的。她终下决心‘脱离苦难’，‘答应菩萨’不会再给陌生人看见我的身体。

她只想全心全意地成为一个正常人，爱她可爱的教师职业。2003年底，她参加了公办教师报考，以全市前茅的成绩从一名代课教师转成了公办老师。而她读大学的弟弟这时候才知道过去姐姐给他筹学费的真相，他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姐姐，你别这样了。你再这样，我就不读书了。’2004年5月，徐萍以公办教师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另一所乡村小学教英语。

2005年9月以后，徐萍因学校欠发工资而再度陷入困境，如果讨不回来，她只能再用卖身方法去赚钱。最后，拖欠工资获得解决，避免了再度卖身的危险！

二、“殊途同归”的“血汗工厂”

小时候，在共和国新生一代人花季和青春心路之中，“剥削”、“血汗工厂”等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概念，一个已经“死去”的事物，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白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国家根本大法已经宣告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在这个国家的死亡与非法，“血汗工厂”作为“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畸形儿的丑恶身影，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能从夏衍先生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从描述天津纺织业资本家对工人残酷盘剥的《三条石的故事》、甚至从矛盾先生描写民族资本主义在买办资本主义压迫下破产的《子夜》中见到，当然，以夏衍先生的《包身工》最为翔实。

然在夏衍先生的《包身工》（1936）年发表了整整7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见到了这样的标题，“四川民工举报当代包身工记者展开调查时失踪”（《新京报》）、“4名矿工被骗身陷魔窟惨遭剁指烙脸非人虐待”（《民主与法制时报》）、“揭昆明黑心砖厂老板暴力奴役工人像畜牲”（《生活新报》）、“民工遭非人待遇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四川在线-四川日报》）、“暗访童工日夜颠倒中劳作经常挨饿疾病缠身”（《新京报》）、“深圳血汗工厂部分员工每月加班230小时”（《中国青年报》）、“深圳血汗工厂被罚有恃无恐外来工依然被压榨” （《第一财经日报》），“女工连续加班后猝死生前常说太累”（《南方报业网》）最近比较轰动的，莫过于“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 （《第一财经日报》）“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新浪科技》）…列举这么多，可以见到，无论内地沿海，内资外资，大厂小作坊，概莫能外，压榨、吸血、冷漠。

夏衍先生描述过包身工们“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 ；当今的记者们记录“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了少数员工之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站立工作，连续12个小时不停干活。工作完毕后，操作工们还需要留下来开夜会…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第一财经日报》）

夏衍先生记录了历史的“血汗工厂” ，今天的媒体描述了当代的“血汗工厂” ，真可谓“殊途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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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穷人以暴易暴强烈反抗

1、阿星杀人事件

2005年9月，《南方都市报》刊载了“阿星杀人事件追溯”的报道。报道说：“为了离‘砍手党’老乡远点，阿星去了潮阳打工。2005年7月8 日，他所在的工厂主管辞退了他，但他为什么一怒之下把主管给刺杀了？阿星说，他杀的是他打工工厂的主管。因为老乡家摆满月酒，他喝多了，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那天晚上，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阿星想要回自已的身份证和押金，主管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四把刀，分别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杀死主管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那些老板对我们很傲慢，看不起我们。比如我只是希望每个月能够有一天假期，我来了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旷了一天，就被开除了。如果每天不是工作12小时，一个月能够休息一天，我想我不会走这条路。做工做一辈子也赚不到什么钱。你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挣不到几百块钱，抢一下就有了。你挣几百块，人家挣几万块，心里当然一点都不舒服。老乡们每个人心里都不舒服。阿星，如果真的被判了死刑，你有什么要求吗？阿星说，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我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我们那里都是刀光，我想离开得越远越好。”

2 王斌余杀人事件

新华网银川2005年9月4日刊载了新华视点所写的“死囚王斌余的道白”报道。报道说：“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他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 2005年6月29日，宁夏石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王斌余“17岁就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刚开始在天水市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我14岁的弟弟也到这里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土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都是稀泥巴，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2003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 7点，有时候到晚上8、9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我们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我们用钱只能找他借。可即使结算，也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给我们说晚上加班就多给8块1毛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

　　2005年5月份，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 5000多块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芸、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不住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

　　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持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表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看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四、拖垮中国家庭的三大主要因素

一、 教育

现在考上大学不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家庭负担甚至人生负担. 一方面是教育扩招和乱收费打扮出来的高等教育欣欣向荣，一方面是广大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大学新生”辍学务工或者借债上学。

负债教育的结果，是一个个家庭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成才然后咸鱼翻身！而扩招又让一个个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衣食无着，毕业即失业。巨额的家庭教育债务，学完流浪的子女，让贫困而无希望的家庭何以为继！

二、 购房

购房成为将一个个城市家庭从小康拖回贫困的主因。一家人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能过上好日子的经济改善，因为中国房产制度，让一个个家庭一贫如洗，每个月的银行按揭讨债，让一个个家庭集体成为房奴.

中国房产制度是一种让极少部分人一夜暴富，让绝大多数一夜爆贫的制度。他将房屋的开发权和定价权交给开发商而没有有效制约。然后在"伪市场调节"的名义下节节抬升房价。

三、 疾病

同药不同价！医疗黑幕！医托！医商勾结哄抬药价！医药界的腐败是致使患者及其家庭因疾致贫的根源！小病不管，大病等死，中病穷死的根源就在这里。

对于家庭没有学子也不用购房的家庭，最担忧的就是疾病。疾病猛于虎！其实质是医药腐败猛于虎！

在到处是私有化、到处是下岗工人的中国, 资本主义己经完全彻底地复辟了, 现在的共产党应该叫私产党、官僚买办党, 他假腥腥说句人民当家作主, 你就真以为你是主人了啊？人家那只不过是跟你客气，人民依然都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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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3
民声 [2006-08-01]

五、等待着死亡的失业下岗职工

自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以后，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失业的原因大多数都是由于政策原因造成的。特别是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下岗失业的原因更是如此。
他们不是由于自身不努力而下岗的。他们曾经是模范、先进工作者、单位的骨干，本想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企业共存亡，但政策是无情的，他们或因为年龄太大（说大 也不大，到中央都是青年干部），或因为积劳成疾，或因为单位整体被裁撤，反正没有一个是自愿离开自己劳动了半辈子工作岗位的。

一个买断政策，几万甚至几千元就把他们几十年对企业的贡献抹杀了――他们成了社会无业人员！

一个内退政策，让当年在退与不退之间犹豫不决的老职工一步不慎就跌入了温饱线。

这些人员，极少有领导干部。他们原本就是企业最底层的职工――家无积蓄而负担沉重。如果是公务员，象他们这个年纪，或许可以安享晚年，或纵情山水，或沉于爱好，但是他们是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仅有的那点积蓄只能省了又省，指望又病时能医已之病，或者是让孩子们早日读完大学，早日工作好侍候他们稍有点尊严地死去！

几年甚至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为我们的改革做出了极大贡献（连生存的保障都没有了，还不是极大？）的下岗失业人员都怎么样？

一、精神无依靠

１、离开了企业的他们，没了组织，没了领导，但却没了希望。闲杂时间靠打牌和回忆渡日，等待着上帝召唤的一天。
２、由于失去了企业尽管有些微薄的工资，仅靠前半生的那点积蓄，日渐日少，能不心焦？
３、社会的歧视。这就不用讲了，看看坛子上一些混帐货们把他们都看作什么？无用的人。这让谁能抬得起头？
４、有苦无处诉。这个不用讲了，看看人民法院关于不受理下岗失业人员同原企业纠纷的决定就可见一斑！
５、心理失衡严重。想想自己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落魄，心里能平衡吗？

二、生活无保障

１、就业困难。由于社会就业岗位有限和劳动力的剩余，要想在千万军（包括每年上百万的毕业大学生）中寻一既能发挥自己专长，又能养家的工作简直是难上加难。尽管他们曾有过尊严，尽管他们过去曾有过荣誉，可是生活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这些，去干那些最伤人面子的工作。找到工作，还是好的，大多找不到工作的，不计其数。
２、家庭负担沉重。没有工资收入，家庭负担沉重，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那样不需要钱？？原有的那点积蓄，早已被过去的几年所消耗！有的早已一名不文。孩子缀学，老人拖病在床，就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３、就医困难。这倒不是医院太少了，医生太差了，而是他们根本就看不起病！我就呐闷了，医院越来越多，医生也越来越多，可是却越来越看不起病，这难道是市场化吗？

三、创业环境不佳

没有人组织他们集体创业，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少数仍有创业热情的人，奋力一拼，想独创一个自己的天地。可是他们太天真了――社会上比他们有钱人多的是，现在都讲的是资本的利量，就他们那点积蓄，那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１、各种税费，吓人！尽管国家有优惠政策，请问又有谁统计过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国家的统计局，怎么这些不在统计之列？）？
２、适合他们创业的项目少得可怜。现在的市场，哪个什么利润大？房地产、汽车，他们能干吗？大部分行业已被各种资本抢占一空，利润薄得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些行业，要想和雄厚的资本一搏，除非他有更大的资本，他们有吗？其它适合他们干的行业，大多是政府不鼓励或限制的行业。（登三轮？你问问城管）
３、没有市场经验、缺乏流动资金。贷款？象他们这个年龄，且不说银行是否贷给他们，他们自己能否经受失败带来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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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畸形就业

由于许多下岗失业人员无法就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干些法律和道德所不允许的‘工作’。做台（我真不想用卖Ｘ这个词去说他们）、卖血、当二奶、偷盗、抢劫等等等等，这些‘工作’，有多少是出于他们的真心？什么叫逼上梁山？什么叫逼良为娼？形容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再合适不过了！

五、他们日渐被社会遗忘

１、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模糊了社会的视线。似乎这些岗位是专为他们准备的，可惜啊不是。每年新增上百万的大学生，还有农村不断增加的青年劳力队伍，都在和他们抢工作。另一方面，让他们和自己的儿子甚至是孙子们抢饭碗，谁愿意要？再学习？说这话的人问问他们的父母，还再学习吗？
２、社会的关心和关注与他们越来越远。或许，在公众的眼中，他们比农民好过些，是这样吗？是的，他们的积蓄或许比农民要多些（可以看作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别忘了，农民有自己生产、生活的土地！


综上所述，在当今己实现了从上到下、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国，生活在城镇底层的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劳模、童工、包身工等，他们劳动十分辛苦，住在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吃粗茶淡饭，不得温饱，贫病交加，处境十分困难，过着“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这是一极。另一极是富人群体，住着高楼大厦，豪华别墅，美味可口的中西餐轮流换，坐着宽敞舒适的进口高级轿车，搂着“裙子”翩翩起舞，过着“人间天堂”的奢侈生活。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一切均是拜邓小平以及他后来的继承、追随者的所谓“改革”之赐。

现在，中国的官僚买办仍在顽固地坚持着改革开放路线，仍在继续鼓吹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继续沿着腐朽反动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滑下去。


总之，邓小平一伙的改革现在已完全达到了目标，这就是使中国具备了资本主义的三个特征。这三个主要的特征是：
1.、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
2、.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劳资关系的形成；
3.、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股份制。
社会主义的经营主体是工人，而资本主义的经营主体是董事长、大股东。当前中国搞的是标准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其经营的主体不是工人，而是工厂、公司的董事长、厂长、大股东、企业家，说白了，就是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

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一下三点：
1.、工人的悲惨状况超过了当年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状况》一书里的程度；
2、.贫富差距早已赶上和超过了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3.、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速度超过了当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就是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功绩” 。他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掀了一个底朝天。他使中国又回到了分有穷人和富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高度评价，他受到中国新一代有钱人（资产阶级）的赞扬和感谢。

hori

怎么不提改革以前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
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对比，也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怎么样，就好了？
怪就怪中国人选错了道路，代价是５０年的停滞和现在社会变革的阵痛

爷回来啦

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逆袭，我河蟹盛事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的
社会是河蟹的
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