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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犬鹿氏”或“鹿犬氏”,约在1.5万年前生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扎赉诺尔地区和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地区。这是内蒙古师范大学著名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最近提出的新观点。 <BR><BR> 芒?牧林经过大量考证后认为,距今约1.5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是今天亚细亚地区80%以上蒙古人种(黄种人)的原始远祖。那个时期形成的两个血缘家族群体,一支生息繁衍在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上游地区(以“阎家岗遗址”、“昂昂溪大兴屯遗址”为代表),他们把狗驯化成人类的最早家畜,即“养犬者”;另一支生息繁衍在山岭和森林地区(以“蘑菇山遗址”、“嘎仙洞遗址”为代表),他们把鹿驯化成家畜,即“养鹿者”。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养犬者”和“养鹿者”这两个族群成为相互通婚的联姻群体――“犬鹿氏”。 <BR><BR> “犬鹿氏”经历3次大规模的迁徙、繁衍和融合,最后形成近百个民族,遍布亚洲各地。 <BR><BR> 在距今约1.35万年前的大迁徙中,“犬鹿氏”中一支沿鄂霍次克海经白令海峡抵达美洲大陆北部,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据地质资料证明,当时环太平洋的海平面比现在高出300多米,亚、美大陆是彼此相连的两个板块,这次伴随人类迁徙的家畜是犬和鹿。美国学者雷纳多尔对美洲狗头骨化石进行了DNA检测,结论是狗大约在1.2万年前从亚洲迁到美洲的,其恰好和印第安人从亚洲迁到美洲的时间相吻合。芒?牧林的推断和雷纳多尔的检测,均被一个印第安人的墓志铭所证实,这块出土石碑上镌刻的动物就是犬和鹿。另外还有几支分别迁徙到现在的北极、日本、朝鲜等地。 <BR><BR> 约在1万年前,“犬鹿氏”开始向东、西、南3个方向进行第二次大迁徙。一支沿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南下,到达东北平原和辽东半岛成为肃慎人和朝鲜人的祖先;一支从海拉尔地区沿伊敏河流域、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东麓南下到达辽河流域,成为殷契、东胡、鲜卑人的祖先;一支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向西进发,沿克鲁伦河逆流而上的达鄂嫩河流域,成为乞颜鞑靼人的祖先。 <BR><BR> 距今约8000至5000年前,先期到达金思台、辽河流域及辽东半岛的“犬鹿氏”群体,分5路向西、北、东、南和中原地区进发,历经2000余年的大迁徙活动,遍布中国各地的“犬鹿氏”群体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分别形成各具文化特色的氏族和部落,在东北平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西南长江上游地区,分别形成以神话传说为标志、以不同名称出现在史前时代历史舞台上的氏族部落集团。 <BR><BR> “犬鹿氏”经历3次大迁徙后又出现3次大融合。约在4500年前,炎帝与蚩尤、黄帝与蚩尤、炎帝与黄帝之间的大规模部落战争,导致黄河流域“犬鹿氏”后裔的第一次大融合。 <BR><BR> 夏、商、周时期,在中原地区由奴隶转制转入封建制,使分散各地自行发展的“犬鹿氏”后裔实现第二次大融合,“华夏民族”在这次大融合中形成。据芒?牧林考证,夏、商、周时期的主体民族及周边地区的民族名称,仍然是“犬鹿”的读音变体或假借字记录。 <BR><BR> 自公元前200年起,相继建立起独立政权的匈奴、鲜卑、拓跋、柔然、高昌、突厥、吐谷浑、渤海、回鹘、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政权先后对峙共处。匈奴、鲜卑、乌桓、女真、契丹等民族南迁,形成“犬鹿氏”后裔的第三次大融合。 <BR><BR> 芒?牧林在其论文《试探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中指出,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逐渐形成长城以北蒙古高原、东北亚“阿尔泰语系”的诸语族语言群体以及长城以南“汉藏语系”的语族语言。他通过《M?斯瓦迪士修正反词表》对汉、蒙古、满、藏、突厥5种语言2000多条音近义同的谐音词的读音进行比较考查,惊奇地发现汉蒙、汉满、蒙满之间的同源比例均在80%以上,尤其是汉蒙语之间的同源比例竟高达94%。这几种语言有着严整的语言对应规律,对应词大都出自秦汉以前的典籍、文献,构语规则和语法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痕迹。从而芒?牧林推断这两大语系的共同“母语”是“犬鹿氏”3次大迁徙前蒙古人种语言体系。诸如“犬”的56种变体、“鹿”的26种变体都是因时、因地、因族而产生的同源词族。 <BR><BR> 芒?牧林提出的中华民族是“同源一体”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注。据悉,2005年初,内蒙古师范大学将就芒?牧林的研究举行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国内外著名学者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