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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天涯》09年1期
去年（2007）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从青海打来的一个电话。是青海省政协的一个回族青年干部，他通知我，后天在西宁，要举行服部幸雄老人的骨灰安放仪式。届时受到过服部援助的许多蒙藏回汉的各族师生，还有服部夫人和子女都将抵达西宁。知道我是逝者的生前友人，他希望我能够参加。
我沉吟了一会儿。老人白发飘飘、满口乌珠穆沁的音容浮上眼前。
第二天夜里，我飞抵了西宁。
早晨，在西宁凤凰山，罕见的仪式开始了。我目击着一个日本人的遗骨，在喇嘛的紫红袈裟和回族的雪白帽子环绕下缓缓放入墓穴。当穆斯林们捧起双手接着都瓦，藏族喇嘛一齐念起经文的时候，浑身被一股异样的感动席卷。主持人要我讲话，我居然哽咽，说不成句！
记得我只是对着墓穴，像喊叫一样说：
“——再也不能，一块谈论东乌珠穆沁的事了！”
…… ……
他在暮年，把东京的两个店里的收入，都送到青海贫瘠农村的学校——这边的语言称之“扶贫”，用他的话却是“教育可是重要哟”。从黄河南，到青海北 ，他像撒传单一样，把自己背来的日元，掷向荒凉的高原。不问对象，不管地区，只要是村“穷”且孩子要“学”，他就把钱送到手上。我坚信，受惠于他的蒙藏回汉，那些闭塞农民并不知他的底细，大约把他想成了亿万富翁。没人相信他在东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究竟每年带来了多少，一共投入了多少，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离开青海前，在向他夫人道别时，我有一丝遗憾。因为有一个问题尚未究明。关于他青年时代的理想。我深知，用友好、和平、赎罪等等观点，并不能解释他的心思。他是个固执的人，崇尚行动的人。赎罪之类说法实在离题太远了，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罪意识。毋宁说他满怀豪情，以青海的行为，接着实践自己年轻时未竟的、“亚细亚解放”的理想。
这亚细亚的理想，究竟是什么？
二
归纳“亚细亚主义”的全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它是国家的一项战略，也是民众的一股思潮。它是一块侵略和奴役弱小近邻的遮羞布，也是一份揭露和对抗白种殖民主义的宣言书。它叠印着日本国家扩张与侵略的历史，又染透了日本民族的视野和热情。
它在退潮时无影无踪。但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它活在每个日本人的行为中。
我能梳拢一个梗概么？
我只能提出一些例子，让读者分析它们。
1
1912年12月23日，在英国殖民当局举行的、庆祝把首都从莫卧儿王国旧都鄂尔多·德里迁至新德里的典礼上，突然发生了爆炸。总督哈丁受了重伤，典礼一片狼藉。
安置炸弹的，是早期印度犭虫立运动的一名领导人R·B·布斯（Rash Behari Bose,1886—1945），激进派的犭虫立运动领袖。
事件后，布斯陷入极大危险，在殖民当局的高压下，他终于决定逃亡海外。突破了严密追查，他于1915年经由加尔各答，逃到了刚在日俄战争中大胜的日本。
当时的日本政府根据日英条约正与英国结盟，对印度的革命分子态度严厉。布斯的目标，是从日本购买手枪等军火。但在日本不能得手，艰难之中，他认识了孙文。
大约是在孙中山支持下，他从上海购得武器向印度输送，无奈又被英国当局查觉，不仅军火被没收，机密信件也落入英警之手。英国立即向盟国日本提出逮捕布斯。日本政府采取了拖延暧昧的态度，一段时间里，未对布斯采取行动，只把他置于监视之下。
一个《朝日新闻》的记者，从孙中山处听说了这位印度犭虫立党的首领。此事引起了记者的热意和关心，于是孙中山等一些中国人安排了印度犭虫立党与日本媒体的会见。席间，廖仲恺把R·B·布斯的英语先译成汉语，王统一再把中国话翻成记者听的日语——若干天后，一篇题为《欧战与印度》的文章，刊登在《朝日新闻》上，日本市民对印度犭虫立的关心，顿时应声鹊起。——后来，这个记者（山中峯太郎）改行成了超人气的作家，所作冒险小说《亚细亚的曙光》里，就有一个人物是印度的革命家。这篇小说在《少年俱乐部》上连载，强烈地震撼了整整一代军国少年的心。
虽然在媒体的热烈配合下，布斯（还有另一名印度人H·古普塔）获得了日本国民的义愤和同情，但宪警监视日严，他们渐渐陷于绝境。布斯和古普塔再去求助孙文，因而结识了一代所谓志士：宫崎滔天、大川周明、寺尾亨和头山满。
就这样，印度流亡者一面争取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的支持，一面迫不及待开展反英犭虫立的宣传。他们的行动惹怒了英国政府，英国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终于，日本政府决定，要求R·B·布斯等人限五日之内离境。
《朝日新闻》最先报道了政府的逐客令，并批评如此措施“疏隔亚细亚国民之同情”、“将及颇大影响于三亿印度人对日心情”。
而对布斯一行而言，离境就意味着被捕。
他们马上去找头山满。
头山满是日本最著名的“志士”、右翼结社玄洋社的精神领袖，在军政各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早在布斯之前，他已援助过M·白勒克屯拉——另一个印度的穆斯林革命家。白勒克屯拉原是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教师，编辑宣传犭虫立反英的报纸，参与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组织的“亚细亚义会”。后来在1915年，还曾就任在阿富汗建立的“印度临时政府”首相。
玄洋社成员们认为：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不惜看杀志在犭虫立的印度友人的日本政府，乃是“义勇之国日本”的耻辱。头山满决定抗命，隐藏保护R·B·布斯，并说：我去代他坐牢。
话分两头。
此时，新宿糕饼店中村屋的老板相马爱藏和妻子相马黑光，读到了报纸上政府驱逐印度志士的消息。他们大为愤慨，商量想为此事助一臂之力，也就是，在自家匿藏两名印度人。
当日的经过如一场惊险戏。
头山满听说了中村屋可能出力，连忙请中村屋主人来面谈。当夫妻两人抵达头山宅时，头山满大声喊：
“天川屋义兵衛，拜托了！”
——天川屋义兵衛就是四十七士故事中，一名脍炙人口的支援复仇大计的“义商”。刻不容迟，宫崎滔天派人通知两印度人立即赶到邻近的寺尾亨家，然后再从寺尾邸后门潜入头山满宅。
在外面，女人敷衍警察，不远处，有汽车暗中停候。就在警察眼皮之下，环环相扣，演出逃亡。R·B·布斯和古普塔化了装，穿过邻居房间，汽车全速开走，驶向新宿中村屋。
后来更有这样的传说：据云监视大门的三个警察曾恳求头山满交出印度人。他们说，请您救救我们，把他们交出来。不这样，我们三人都得丢饭碗。
头山满却教训警察曰：你们做了好功德。哪怕你们丢了饭碗，要是帮助了印度志士，结果就是帮了三亿印度人！
两名印度人就这样进了中村屋。
店里主仆竭尽全力，掩护隐居。据《中村屋的布斯》一书，那时的一般日本人，大都怀着一种“心情的亚细亚主义，它并非一种从属政府上命的东西，毋宁有着反政府倾向的一面”。这种懵懂的反骨和倾向，或多或少，与反对白种人的殖民扩张有关。
在中村屋，以后漫长的劳心劳神，难以细表。
一件著名的花絮，是蛰居密室的两个印度人，教会了中村屋店里人做正宗印度咖哩饭。至今，东京新宿中村屋的印度咖喱料理，名气大，味道纯，在日本首屈一指。而且，就连名称都不用转自英语的カレー（karei），而用接近印地语发音的カリー（karii）。
两年后是1918年。H·古普塔已经转去大川周明家中隐匿。而头山满提议中村屋，把女儿嫁给R·B·布斯。父母与女儿商谈，女儿相马俊子表示愿意。这样，印度革命家成了日本人的女婿。
他俩生下了两个孩子。后来俊子不幸去世，布斯不舍旧情，终生不娶。
R·B·布斯就这样心在印度身在日本，一生为驱逐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殖民主义和印度的犭虫立，呕心沥血，奋斗不歇。自然，他认定这一遥远曙光的光源，是强大的日本。
他的思路，与军国日本的步伐，时而分道时而合辙。在1924年前后，他的思想与孙中山在神户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著名讲演达到一致，即严厉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在1931年以后，他又连续支持日本发动的9·18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R·B·布斯欢喜若狂，以为亚细亚和印度的解放已至眼前。他急切盼望日本出奇兵、一举解放英国盘踞的印度……但是，当军国日本发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时，其中并没有列入他的祖国印度。他大失所望，和另一个朝鲜失意者相抱痛哭，饮泣酒馆，吞下昨天保护了他们的日本帝国今天为他们酿下的苦酒。
残酷的翻弄是连续的，R·B·布斯从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中又发现了好消息，1941年他在纳粹党旗下讲演，呼吁与德意的结盟……
印度政治家并不都是布斯。
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行为只意味着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他们不仅尖锐批判日本的侵略，还向中国派遣了“印度国民议会派医疗使节团”。其中的柯隶华大夫如印度的白求恩，他在贫瘠的黄土高原投身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布斯的思想，无疑相当普遍。
珍珠港战事的同月，日军开始马来半岛作战。印度革命者与日军情报官共同讲演，诉说日军将帮助印度犭虫立的话语。在场的群众如同陶醉一般，每听一段，都掀起一阵“爆烈的鼓掌和欢呼”。
当日军攻克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者在东南亚的要塞之际，在日军与印度人策动下，英军中的印度兵大批倒戈。英军无条件投降，把部队中的印度兵名簿交给日军。日军情报官藤原、印度犭虫立联盟的普利达姆·辛、刚刚编成的印度国民军将领莫汉·辛，一起发表了热烈的演说。
听众陷入了疯狂。“不休止的拍手，飞上天的帽子，挥舞的手臂”，淹没了新加坡的印度街区——没有人谴责和理睬日军同时对华侨的屠杀。随后，这支新编的二万五千人的印度国民军，便开始与日军协同作战。
再回到中村屋。
女主人黑光（原名良），是一位传奇的知识女性。她一生与众多艺术家或学者交往，她主持的沙龙，曾是东京的油画、演剧、俄罗斯文学的中心。相马黑光和她的丈夫是一对典型的亚细亚主义者。这对夫妻代表了相当多的普通日本人，对军国扩张途中的亚细亚解放舆论，弄假成真，身体力行。
她在自传《默移》中写道：
“当从报上读到印度人被限期离境的消息时，大家都想，谚语云穷鸟入怀猎师不杀，英国趁世界大战之机，给印度志士加以德谍污名迫日本逐客，而日本竟欲引渡他们给正待机捕杀的英国，这是多么可耻的事！”
当时夫妻店的经营正好，每天都出入来购买面包的知识分子。一天，老板爱藏听一个记者说，头山满先生正为隐藏两个印度人发愁，突然想到自家里面的画室，就顺口说：我家的画室，正空着无人！
没想到记者把这句话转告了头山满。那一天，已是对两名印度人限期离境的最后一天。头山满听说了这个消息，连忙请店主人即刻赶来。等到夫妻乘电车到了头山邸，距离期限只剩下四个小时了。前文已述，头山满指挥了一幕逃亡剧，夫妻俩把印度人接到了家。
一进门，黑光就开口英语：
“Welcome, you have been saved（欢迎。你们已经安全了）”
印度人大吃一惊，从此刻开始，见识日本的女流俊秀。
画室在二层，与孩子的房间在一起。中村屋立即大搬家，把孩子移至母亲房间，再召集三十余名店员，对之晓以大义：
“这些人远远跑来，一身托付日本，政府却看杀他们，所以中村屋要保护。记着两条性命，绝对不许泄漏！……大家都感动了。老板接着说：要是不小心让他们落入死地，不光是中村屋的耻辱，日本人也没有脸面！……”
黑光更要求从此要给印度人端茶送水的女仆：“对神佛起誓！”
——大概，这就是浸染了一般民众的、所谓“心情的亚细亚主义”。
外面的世界，正因为两名印度人的消失大肆喧哗。警视厅甚至判断，外国人都爱吃牛肉，搜查了一家家肉铺——完全不知印度教徒不食牛肉。顺便说一句：后来其中一个印度人逃到大川周明家请求庇护，大川为他买来的是亲子碗，鸡肉鸡蛋的盖浇饭。
一个当教授的常客来买面包，自负地说他知道印度人藏在哪儿。爱藏问时，教授自负地说：还用说吗！肯定藏在总理的家里嘛！这样他们松了一口气，知道事情大概不会泄露了。
后来发生了英舰炮击日本船的事件，头山满等人借机造访外务省，强硬地要求撤回驱逐二名印度人的命令。
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项民间要求。以后，英国大使馆雇佣私家侦探，穷追不舍。中村屋也四处移居，掩护着布斯。
头山满提议：把中村屋小姐俊子嫁给布斯。但是，以前黑光已经干涉过女儿与画家中村彝的婚谈，此时听了头山满的要求，不能不陷入烦恼。
“确实布斯出自名门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也不像个能一生平稳生活的人。我是在正义的名下照顾他，到了这般地步若是拒绝婚谈，恐无脸面去见世人，对头山先生也难全义理……”
不料女儿俊子的态度却意外地坚决：“让我去吧！我心已定。”
于是，日本与印度之间的一次由婚礼象征的仪式，在多位要人参加下举行了。头山满夫人亲自领着俊子做了头发，换了漂亮的嫁妆。
在政治上追随殖民主义国策的女主人黑光，在生活中却屡次帮助祖国沦为殖民地的朝鲜人。
正是朝鲜爆发暴动高呼犭虫立万岁的时候，晚间有客来访中村屋，提着一个箱子。是店里的年轻女仆、朝鲜人林静子的亲戚。谈话间，黑光瞥见箱子，猜到受歧视的朝鲜人在东京难寻住处，就请这位“林”留宿自家。
十几天里，林早出晚归，一手总提着箱子。黑光热心照顾，还邀他去观剧。几天后警察来了，要黑光去警署谈话。黑光正与警察周旋，刚巧林回来了。黑光虽毫不知情，但直感不能让林见到警察。于是她若无其事，打发林先去画室。警察与林擦肩而过，并未识破这朝鲜人。约十天后林告辞回乡，黑光派静子和一个店员去车站送。后有警察打来电话，询问一个姓林的，黑光才恍然明白：林乃是朝鲜三一事件的要犯。
三人都在车站被捕。爱藏闻知赶去，向警察提出“严重抗议”，带回了静子。林被押解回朝鲜，那只箱子据猜测装的是传单。
也不仅亚洲人。
在日本警方驱逐俄国的盲诗人及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中村屋的女主人又同警察一度交战。她照顾爱罗先珂不仅只在茶米油盐，而是从艺术到语言与这位俄国盲人交流。围绕着她，沙龙来客举办俄语学习会，进行油画速写，几位画家以爱罗先珂为模特画的人像，都评为名作。
但诗人爱罗先珂科依然还是因社会主义者的嫌疑，遭到了被驱逐的命运。执行驱逐令的当夜，二十余名警服便衣受命而来，在中村屋泥足入室，翻箱倒柜，不由分说，把吓得半死的俄国人抓走了。
但黑光和丈夫并不容忍，动员媒体，搜集证据，誓向警察讨回公道。报纸记者大大配合，次日报上，标题都是：
单为俄人之理由，小题大做
对盲诗人爱罗先珂，驱逐命令
警官泥靴直上二层，不听不问抓人
爱氏遭踢遭打，窗门破坏狼藉
次日警察看了报，跑来恳请说和，夫妻根本不听。律师忠告勿与警方作对，他们更嗤之以鼻。终于以“违反行政执行法、滥用职权”，把警察告上了法庭。若干剧作家和作家都积极参与抗议，夫妻还拿出警服纽扣、碎了的木拖鞋等物证，一个始终旁观的人力车夫也充当证人——此役大获全胜，迫得淀桥警察署长不得已引咎辞职。
《新宿中村屋·相马黑光》总结了如此行为之后的动机。
中村屋女主人黑光的心里，并没有“主义”。但她自幼怀着一种“根性”，富于同情并敢于承当。这一气质在一个鼓吹亚细亚的时代被点燃了，对她而言，凡身处苦境的人都要援助，至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是日本人或外国人、是男人或女子，并没有关系。
爱罗先珂被逐出日本，到了当时正被日军占领的海参崴，后来转辗到达北京。如同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跑一场接力一般，中国继续给了这位盲诗人以关怀和优遇。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他去北大教授世界语。鲁迅等中国著名文化人，都与他结为朋友。鲁迅从日本报纸密切注意着爱罗先珂的消息，并且迅速获得他在日本出版的作品集。他和中国同道出于义愤，组织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鲁迅由日文翻译，写了约十段题记序跋，此外还有小品《鸭的喜剧》，收入著名的《呐喊》之中。
其中《小鸡的悲剧》中有一段，讲一个总喜欢和鸭子为伍的小鸡的命运，可能最贴近爱罗先珂的心境。
（小鸡问小鸭：）“你有过恋爱么？” （小鸭回答说：）“我没有过恋爱，但曾吃过鲤儿。”
鲁迅题记云：日语里，恋爱、鲤鱼都是koi（こい），这两句是双关语，中文无法可译。点滴之间，爱罗先珂的心情与才华，朋友们对他的相惜之情，今日读着，可闻可触（鲁迅全集卷十，P208）。
这确是一段美谈。如此的人物和他们的相交，培育了不同民族间的一种希望。今天我们不禁叹息：这样的故事，已经很难寻求了。
当然，相马黑光并不能脱出时代的束缚。
在南京陷落时，中村屋店前满是提灯游彳亍的欢呼人群。她也发动店员，为侵华日军缝慰问袋。当印度诗圣泰戈尔访日时，她设宴款待这位她女婿布斯的好友；但听到泰戈尔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她却表示非常遗憾。她并非日本的右翼，却心醉于头山满的胸怀大度和人格丰满。
她对右翼首领头山满的崇拜，引发了儿子虎雄的逆反。儿子拒绝母亲安排的道路，于是展开了与母亲互相伤害的拉锯。刚硬的黑光命令儿子退学，把儿子赶出家门。儿子则夺走家里的钱，日益倾向左翼活动，并一次再次被捕。虎雄甚至掐住狱警脖子，被关入单人牢房。他对母亲的反抗也表现在私人生活上，他异常暴躁，不惜毁灭母子关系，与中村屋一名叫静江的女工结合。后来他消失于中蒙苏的边界，一生没有原谅自己的母亲。
2
在怀疑之末，看来已经该说，“真诚的亚细亚主义者”是确实存在过的。
如果它的最小例子是在东乌珠穆沁度过了青春、在青海埋骨的服部幸雄，那么它最大的代表，大概就是宫崎滔天。
再举一个例子。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萧三一起，求见日本著名的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一事。
宫崎滔天，传奇的日本浪人，通常被划为右翼思想家。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他与孙中山如结金兰，而后毕生支持孙中山一党，鼓吹反清革命。当早期国民党政治家黄兴逝世之际，他亲至湖南，为黄兴送葬。此举在湖南惊动舆论，使青年毛泽东仰慕不已。
毛泽东亲笔致信给宫崎滔天，求能一见，并对此青春旧事念念不忘。1956年滔天之子宫崎龙介访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是毛泽东主席提及了此事。周恩来郭沫若在场，廖承志做的翻译。宫崎龙介归国后不敢怠慢，清找所藏，屡寻不见，几至断念。不想后来，真的发现了这一墨宝！
毛泽东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睹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
此信乃是毛泽东和萧三前去求见、并邀请宫崎滔天前往第一师范讲演的学子投书，事在1917年3月。
田所竹彦《孙文——看破百年之人》和《浪人与革命家》两书，都收入了毛泽东的这一墨迹。据该书，宫崎滔天接受邀请，在讲演中“呼吁亚细亚的振兴，黄色人种的团结”。
他的讲演显然充满魅力，着迷的学生致信滔天，说“先生乃东亚伟人，道德高重见识拔群。……仰教于先生不仅日本人之幸，亦为中国人之幸、黄种人之幸。……”至于宫崎滔天是否与毛泽东有过交谈，以及他们彼此的印象，就实在无从得知了。田所竹彦叹道：“哪怕五六年在天安门上的人，已经没有一人留在此世！”(《孙文——看破百年之人》，筑地书馆，P.154)
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主席本人，对当年“亚细亚主义”的言说，都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对之满怀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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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6 0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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