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十六世纪初中亚的文化艺术和政治

熊猫娅娅

十六世纪初中亚的文化艺术和政治

加拿大 玛丽亚·伊娃·苏布特尔尼

李玉昌 摘译 周锡娟 校

    穆罕默德·昔班尼汗，河中乌兹别克汗国之创建者和大汗（1500——1510），在1501年征服了巴布尔统治的撒马尔罕，在1507年征服了先是由苏丹胡塞因·拜哈拉（1469——1506）统治，拜哈拉死后由其诸子统治的赫拉特，从而结束了帖木尔朝诸王公的统治，并率令其游牧部落，占据了古老的伊斯兰文化省区：河中和呼罗珊。呼罗珊为中世纪哈里发朝及后来东部地方政权中最大、最富饶的省区之一，处于帖木儿朝拜哈拉治下近四十年。苏丹胡塞因·拜哈拉的王宫就设在赫拉特。他在击败十五世纪下半叶纷纷出现的诸王朝后，在赫拉特建宫，并使之成为东方伊斯兰世纪的文化中心。
    帖木儿朝在政治上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在其统治期间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西方学者常称之为“帖木儿文艺复兴”——亦随之结束。相反，拜哈拉时的文化成就，无论在当时的文章中还是在后人的普遍看法中，都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理想化了。这不仅因为这些成就确属上乘，还因为它们牢固地奠基于这之前帖木儿时期的成就之上，并在拜哈拉时期使之得以集中体现。继帖木儿朝之后统治呼罗珊和河中的乌兹别克人，继承了帖木儿朝的传统，竭力由宫廷赞助文化活动，并力图使之永久化。其动机既不是出于美学观点，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与他们企图在完全陌生的文化气氛中合法建立一个全新的伊斯兰政权的愿望紧密相联的。本文旨在探讨作为合法策略的宫廷赞助文化活动，并说明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的几十年内，乌兹别克人是如何资助文化，并取得了何种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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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时期之文化成就

    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文人都对赫拉特帖木儿朝宫廷的杰出文化地位给予一致肯定。拜哈拉从1469年至1506年，一直是呼罗珊及河中的统治者。他死后不久，印度莫卧尔帝国创始人巴布尔访问赫拉特，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所统治地时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期。这期间，在呼罗珊，尤其是在赫拉特到处是饱学之士和卓越人材。”当时宫中之臣和《诗人传》（1487年完成）的作者道剌沙写道：“普遍提倡文化艺术和实行宫廷赞助艺术是拜哈拉朝的特征。”此外，《雅士的聚会》一书的译者法克力·哈拉维也说：“如此众多的优秀书法家、歌唱家、乐师、画家、金饰家、艺术家、作家、谜语专家及诗人都在其庇护下发出光彩，从未听说其他任何时期曾出现类似盛况。”
    这时期文化活动的范围在当时史书传记中有所描述。如洪德米尔的《旅行之友》（完成于1524年）一书包括了拜哈拉时期约二百个知名人士的传记。海答尔在《拉失德史》（完成于1547年）中列举了许多当时宫内的宗教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金饰家、歌手和乐师。巴布尔回忆录中亦有类似的记载。记载最详尽的是诗歌活动和诗人传记，这些传记提供了诗歌活动的范围。据纳瓦依《雅士的聚会》（约完成于1498——1499年）及其波斯译本和增补本来看，仅1490——1500年间就约有150——200名诗人活跃于城市。萨姆·米儿咱的《秘闻录》（完成于1550年）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最令人注意的是那些附属宫廷的诗人，因为他们反映了统治阶层的忧喜。此外，宫廷文坛泰斗阿里·希尔·纳瓦信很难接近，故能觐见他成为最高的荣耀。道剌沙认为，能觐见纳瓦依并由他介绍给公众，实际上是获得公认和成功的最保险的途径。瓦西费在其回忆录《大事记》（1538——1539年完成）中，描述过他本人为争取这种机会而作的努力。据巴布尔《回忆录》、道剌沙的《诗人传》及海答尔的史书等文献记载，当时宫廷文坛的中心人物是纳瓦依（死于1501年）和著名波斯诗人阿布德·阿尔拉赫曼·詹米（死于1492年）。在整个拜哈拉时期，还有许多其他宫廷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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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活动虽有大量记载，但也只是整个宫廷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宫廷文化之所以光彩夺目，可能主要在于绘画，工笔画和书籍插图。著名的比赫札特等等画家赋予其作品整齐匀称的特色，使一直默默无闻的伊斯兰艺术和这些画家的名字首次出现于史书和当时的传记中，并为绘画界赢得了传统上一直为书法家独霸的地位。在因朱王朝、穆扎法尔朝、帖木儿朝、黑羊王朝等宫廷保护下发展起来的14——15世纪的主要画派设拉子派，及13——14世纪在蒙古汗伊儿汗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巴格达画派及大不里士画派基础上，15世纪下叶下半叶的赫拦特画派表明工笔画的新风格已发展到顶峰，其特征是成功地吸收了蒙古时期传入的中国画法及色调处理和布局的完美技巧。
    在帖木儿藏书院的作品中，书法家亦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书法传统源于十五世纪上半叶的沙赫鲁克（死于1447年）和其子宋豁儿（死于1433年），并流行于整个帖木儿时期。在苏丹阿里·麻斯哈地的带领下，呼罗珊书法风格得以发展。该书法基于流行的“纳斯塔利克”体。据海答尔记，麻斯哈地的书法是如此受人珍爱，以致如果那一朝的书库里没有二、三本他的抄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海答尔说“这批人的才能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另外，还应提及那些金饰家、插图画家及书籍装订家，他们虽不见于经传，但他们娴熟悉的技艺是生产高质量作品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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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木儿时期的史书，虽无法与前一世纪的杰作相比，尤其无法与伊儿汗朝保护下所写的史书相比，但帖木儿朝统治者继续赞助官方编史工作，而官方编史已成为蒙古继任政权的首务之急。帖木儿朝统治者有意编史，是想将其王朝建立的合法性用普遍公认的伊斯兰形式和特定的波斯文形式表现出来。前者贯穿于所有用波斯文写的史书中，这些史书把帖木儿家族史与整个伊斯兰融为一体。这类史书有：哈费兹·阿布鲁斯（死于1430年）的《杂史》，受沙哈鲁克委托而写的《文集》，及米尔洪德（死于1498年）的《乐园》和洪德米尔（死于1535——1536年）的《旅行之友》，后二本书皆在拜哈拉的赞助下写成。用波斯文形式表现其合法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伊斯兰史前的波斯文诗《帝王记》的兴趣上。帖木儿朝有意编史另一愿望是通过暗示其与成吉思汗的“神授权力”的关系来显示其王朝的合法性。这类史书有阿布德·拉扎克·沙马尔汗迪（死于1482年）的《呼唤的引语和海洋集》，此书概括了旭烈兀的后裔——最后一个伊儿汗阿布·赛义德至其同名者帖木儿朝的阿布·赛义德死时这段历史。最引人注目的是上述哈费兹的《文集》，收编了当时三部最重要的波斯文史记：塔巴里的《编年史》的波斯译本（十世纪中期，巴哈米译）、拉施德·丁（十四世纪）《史集》和尼札姆·阿丁·沙米关于帖木儿征服史的《武功记》（1404年完成）。
    但这一时期实际上还不能说是文坛各界人才辈出的时期，尤其就诗歌创作而言。总之，十五世纪下半叶诗人数目比诗歌的质量更引人注目。这可能由于当时诗风追求音韵，题材呆板、刻意细雕和模仿，导致了形式高于内容。在这种环境中，诗人只不过是技巧熟练的技师，很难有所创新。另外，可能亦因当时文坛泰斗纳瓦依和詹米有力地控制了宫廷诗歌生活，使潜在的人才黯然失色，失去竞争的勇气。总之，低劣诗歌在当时受到严厉的指责。
    尽管工笔画和建筑在创新程度上和质量上比诗歌更杰出，但诗歌仍不失为优秀文化最重要的一翼：诗歌是文化中的文化。简言之，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伊斯兰环境中所起的威望作用，特别是长诗的表现形式和在歌颂、讽刺方面的作用。诗是文化之主流，没有哪个自重的朝廷少得了它。因此，它也是评价一个王朝最高成就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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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巩固政权为目的地宫廷赞助

    在很大程度上，帖木儿朝的无上威望是由于帖木儿诸王公对文化的积极引导和促进，他们自己都具有高深的修养。因此帖木儿朝的统治被形象地描绘为“军事保护文化国”，其中“普遍实行由游牧人赞助城市文化的政策”。它体现了附属波斯——伊斯兰文学传统的方针。这种传统原适应于城市，是无民族，无地区性的，也是十世纪文化的延续。

    帖木儿朝对高阶层文化活动的赞助与其政治愿望和地位密切相关。从中亚伊斯兰史看，统治者们，特别是出身低微的暴发户，都力图通过赞助文化使自己的宫廷成为文化胜地。通过对文化艺术的慷慨投资和炫耀性的利用，来显示朝廷拥有巨资——这本身即权力的标志——从而使朝廷在文化界获得威望。用不断提高这种威望来炫耀权威，并借此向其臣民和政敌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这种被麦克斯·韦伯称为“文化威望”和“权力威望”之间的密切联系，正是宫廷用以发挥绝对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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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木儿诸王公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归根于他们与两位受崇拜的草原统治者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的双重亲缘关系，但与后者的关系较远一些。帖木儿属于突厥化的蒙古巴尔拉斯部，虽与成吉思汗同出一族，即突马纳依，但与成吉思汗后裔并无直接关系，故不属成吉思汗家族。但他在1370年掌权时，仍延用成吉思汗朝的立法方针，这无疑对以后的蒙古政权的统治思想有所影响。首先，帖木儿曾用“苏丹”这一称号，后来又曾称“异密”或“伯克”，但从未称“汗，”“汗”乃成吉思汗家族独享的称号。其次，他仍以成吉思汗朝、苏玉尔哈特米什汗及穆罕默德·苏丹汗的名义进行统治，帖木儿朝货币及外交文献反映了这一点。其后继者们称“米儿咱”（意为王公），也未曾称“汗”。他还通过娶察合台系合赞之女来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这使他得到“古尔坚”（驸马）这一尊称，并世袭之。帖木儿还恢复自用蒙古民俗法规札撒。加强了其统治家族的王法。札撒常被视为高于伊斯兰教律。但上述这些原则必须与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及伊斯兰教律协调起来，方能使帖木儿系在伊斯兰地区的统治完全合法化。其手段正是上述帖木儿朝对文化的成功赞助。为了巩固其新政权，帖木儿曾不遗余力地吸引（甚至强迫）学者、诗人和艺术家前往其撒马尔罕宫廷。

    另一方面，乌兹别克才是真正的成思汗后裔。昔班尼汗之祖父阿不海尔汗（死于1463）是成吉思汗之子术赤的后裔，由术赤次子昔班所出。另外，昔班尼汗通过与本家族及察合台后裔的联姻，将术赤和察合台——成吉思汗系的两分支联结起来。作为成吉思汗后裔，乌兹别克人瞧不起帖木儿系的祖先。在原为突厥语（东突厥或察合台突语）用回纥字体记录的乌兹别克史书《凯旋史》（也称《可汗纪事》）中，称帖木儿之父塔剌海为察合台一粮库主管，认为其名字与突厥语中词根Tari（播种）有关，以此贬低帖木儿出身，并认为他们把自己与名门望族硬扯在一起是可耻的。还应注意，帖木儿族所有成员仅被称为“米儿咱，”这是比“汗”或“苏丹”低得多的称号。“汗”或“苏丹”只能用以称成吉思汗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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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乌兹别克朝仍是以草原为基地的王朝朝，故仅能统治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地区。城市文化领导权才是伊斯兰文明的基石。再者，至少在十六世纪以前，呼罗珊和河中两省城市伊朗人和伊斯兰文化占绝对优势，伊朗人或“塔吉克”人代表了中亚绿洲最早的居住者。因此，尽管他们拥有成吉思汗“神授权力，”在草原游牧传统组织中有合法的统治权，但对伊朗——伊斯兰城邦来说，乌兹别克人只不过是些暴发户而已。因此，在十五世纪末，“乌兹别克”一词意为“粗野的”“低俗的。”作为“低俗的”“新手，”为在伊斯兰地区建立合法统治，他们不得不保持城邦文化传统，并加以发展。其政权正取决于该传统的附属和兴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为此所采取的措施是引进由非成吉思汗系，无“神授权力”的帖木儿朝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并以其独有的宫廷赞助制使该文化传统永久化。

    乌兹别克人默认，在新环境中仅靠成吉思汗的名望是不够的，但这并不标志着他们将摒弃某些部落原则。相反，他们改变这些原则，使之适应伊斯兰观念，产生出一种游牧部族统治合法原则与教义的混合物。所以，尽管他们保持了诸如血缘关系、德高望重者袭位和恪守蒙古习俗等重要法规，他们也注意吸收了伊斯兰统治的表面特点。昔班尼汗在1507年征服了赫拉特后，采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称号：“当代的伊玛姆”和“真主的使者，”并令人在虎特巴（星期五礼拜诵经）上念他的名字。他还接收法兹鲁拉·本·鲁兹比罕洪吉为其臣仆，此人原为贾拉尔·阿丁·达瓦尼的弟子，是杰出的沙菲尔教派学者和为乌兹别克人行为提供合法论据者。他在为昔班尼汗所写的《布哈拉志》（完成于1509年）中，从各种圣训中为乌兹别克在呼罗珊的统治寻找合法论据，而在1514年完成的献给乌伯都拉汗的《国家的和睦》一书中，他根据教律制定了正确的治国方针。洪吉等人的著作对乌兹别克的政治影响很深，使乌兹别克的政治影响很深，使乌兹别克政体到十六世纪中期已逐渐变成伊朗——伊斯兰式的政体。乌兹别克人在文化领域的努力，促进了这种政治变革，以帖木儿朝文化传统为典范的宫廷赞助制就是其中最基本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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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人吸收帖木儿朝文化传统的过程

    昔班尼汗征服赫拉特后，该城的文化生活很快恢复。昔班尼汗任命穆罕默德·萨里赫（死于1534——1535年）为“诗王”和桂冠诗人。萨里赫是职业诗人，原在拜哈拉的帖木儿朝宫廷为臣，其父及祖父曾为察合台异密。此任命似乎让他监管乌兹别克治下的赫拉特的文化生活。另一职业诗人巴纳依协助他。巴纳依曾是以纳瓦依为核心的拜哈拉宫廷诗人之一，也被昔班尼汗封为桂冠诗人。昔班尼汗在征服赫拉特时，曾授意巴纳依剥夺本城内诗人的私产，但后者显然没有执行。

    据记载，许多曾在拜哈拉宫廷诗界出头露面的诗人都出席了昔班尼汗占据赫拉特后所举行的文坛聚会。其中在由巴纳依主持，每星期五礼拜后在赫拉特大清真寺举行的聚会上，几乎全部与会者都 曾是纳瓦依诗界成员。

    至于昔班尼汗本人的文化水平如何，则是有争议的趣事。巴布尔可能因乌兹别克人剥夺了其祖业而充满愤恨，故过分尖刻地批评他，说他是毫无教养的粗人。

    另外萨菲王朝伊斯马益之子萨姆·米尔咱也在其著作中批评昔班尼说：“他土里土气，却自以为精通所有艺术。”萨姆·米尔咱还提到他曾试图修改帖木儿朝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一事。而现代作家A·A·西蒙诺夫认为，从文化角度来看，昔班尼汗可与帖木儿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齐肩并立。这显然是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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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昔班尼汗为使自己达到其前任帖木儿诸王公的水平付出过努力，这也是事实。他曾师从于一回鹘学者并在布哈拉学过古兰经，与纳黑朱班迪派教徒一道研究苏菲教义，并被吸收为成员。他强迫自己练习写诗，尽管是用突厥文写，而且写得很粗浅。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突厥——蒙古游牧部落传统，因而对自己的“乌兹别克人”身份十分敏感。一次，他命胡赛因·乌迪——拜哈拉宫中的一著名琵琶乐师为他演奏，可能乌迪认为他尚未高雅到能欣赏自己的演奏，便有意用劣质乐器敷衍一番。昔班尼汗意识到他的侮辱，便严惩了他。后来，昔班尼汗命萨里赫在《昔班尼传》中加上“不许察合台人（注：即帖木儿朝人）称我为乌兹别克人”一句，表明他已远远超出了其游牧部落同胞。
    萨法韦朝对赫拉特的征服，及1510年昔班尼汗之死，使乌兹别克人的中心从呼罗珊移到河中，主要集中在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塔什干。同时，由于在萨法韦治下什叶派宗教政治意识的确立和随之产生的首先不利于文化和学术活动的气氛，导致了学者，诗人和艺术家等文人的外流。他们从呼罗珊等到伊朗西部、印度和逊尼派乌兹别克人控制下的中亚诸城。这些移民成为把赫拉特文化传统传给当时与呼罗珊文化中心隔绝的乌兹别克人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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