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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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卫集的记载

二、
关于Qūn与浑勘同之问题

三、
Qāy与奚之关系

四、
花剌子模沙也斤赤

五、
浑族（Qūn）与聂思脱里教

六、
Kimak部中的达旦人

七、
土土哈的故里武平折连川

八、
蒙古伯岳吾氏

九、
Yemek部中的伯岳吾氏

十、
忒俚蹇哈屯及与此称号有关之诸问题

十一、
Yemek伯岳吾忒部长敞失及其称号

十二、
钦察玉理伯里部的伯岳吾氏

十三、
玉理伯里小考

十四、
Yemek伯岳吾与玉理伯里伯岳吾关系辨

十五、
康里部中的伯岳吾氏

十六、
关于伯岳吾氏的思考

十七、
结束语

二千余年来，蒙古高原一再成为建立强大国家的游牧民族的摇篮。公元前三世纪，这里出现了强盛的匈奴国，其后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陆续立国于此。中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公元八四0年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原先占据蒙古高原的操突厥语诸部逐渐消失，漠北草原蒙古化的现象。本文拟从分析历史文献中有关这一时期民族迁移浪潮的记载入手，来探讨蒙古、达旦诸部西迁背景。

一、
马卫集的记载

一九三七年、A.J.Arberry博士宣布，他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发现了一份波斯麻里兀城（今苏联土库曼共和国马鲁）人Sharaf al-Zamān Tāhir al-Marwazī(本文译称马卫集)的著作Tabǎ’i‘ al-hayawān(《动物的自然性质》)的完整抄本。[1]他对此编号为“德里·阿拉伯文1949号（Delhi,Arabic 1949）抄本的初步勘　认定工作，为蒙古时代波斯史家奥菲（‘Aufī）从马卫集著作中摘引的七段引文所完全证实。伦敦大学教授米诺尔斯基将此书的阿拉伯文原文誊抄出来，并与其英文译文合璧刊行。[2]

马卫集在其书之第九章《突厥》中，提到了当时发生于北亚草原的一系列互为因果的民族迁移运动，其文如下：

“Qūn（也）属于他们（按指突厥）；这些人因害怕契丹汗而从契丹之地来。他们是聂思脱里教徒，因草场的压力，从他们的故乡迁移过来。火赤哈儿（Qochqar?）之子也斤赤（Αkinji）花剌子模沙就出自他们。追踪着Qūn的是一支称为Qāy 的人，他们的人数以及力量都比他们（按指Qūn）众多和强大，将他们（按指 Qūn）从这些草原驱逐出去。他们（按指 Qūn）于是移到了 Shārī之地，而Shārī人则迁入突厥蛮（Türkmǎn）之地，突厥蛮则依次进入虎思（Ghuzz）国的东部。虎思突厥人于是迁移到佩奇内克（Bajānak），靠近阿儿马尼（Armenian？）海岸。[3]

马卫集的这一段记载，在蒙古统治时代已为波斯史家奥菲译为波斯语。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十九世纪末在其《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一册（史料部分）页九九中，将奥菲的波斯文译文刊出，引起了中亚学界的重视。此后，马迦特（Marquart）又在其《论库蛮民族性》（über das Vilktum der Kommanen）中，再次刊出，并附详尽的评注。伯希和在《库蛮》（A propos des Comans，载《通报》，一九一五年），中，米诺尔斯基在马卫集书的英译中，都对马卫集的这一重要记载进行了研究。在上述诸位学者中，以米诺尔斯基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

一、
关于Qūn与浑勘同之问题

从马卫集的记载看，这次民族迁移的浪潮是从一个称为Qūn的部落集团开始的。Qūn族离开故土有两个原因：1、对契丹可汗武力的畏惧。2、原有的牧场太狭窄。位于Qūn族与契丹人之间的是Qāy族，Qūn和Qāy原先都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东部。细细品味马卫集的描述后可看出，Qāy族攻占的并不是Qūn族西迁后腾出的故居，而是Qūn人离开故土后所占据的新牧场。但在巴托尔德、马迦特和伯希和所使用的奥菲的波斯译文中，却将马卫集的这段记载表述为：Qāy族将Qūn族从自己的牧场驱走（az marā‘ī-yi khud dūr kardand），也即把Qūn人从Qāy族自己的牧场邻近驱走。[4]因此，根据马卫集的记载，我们似可这样解释：契丹人的兴起引起了牧场的重新分配，Qūn族在强邻压迫之下向西迁移。他们曾在蒙古草原某处驻足，也许想留在那里，但由于受到他们后面，也就是东方一个更为强大的部落Qāy人的攻击，不得已再度西迁。Qāy人是否一直追踪他们不太清楚。

在穆斯林地理学家中，比鲁尼提到了Qūn族，他说：“第六地带始于东突厥人的地区，诸如Qāy、Qūn辖戛斯、Kīmak和九姓(Toghuzghuz)”[5]。由于在一份极为古老的奥菲波斯文译文抄本中，Qūn的名字写作Qry，[6]米诺尔斯基曾猜测，Qūn 乃指蒙古部落豁里（Qūrī，唐代之骨利干）。大约与米诺尔斯基同时，巴托尔德也探讨了Qūn的问题。由于在有的抄本中，奥菲抄本中的Qry 这个词，因为音点漏置而被写成Fry，遂使巴托尔德联想到突厥词“狼”(büri)，由此他认为Fry的写法更可靠。[7]但随着奥菲波斯文译本所源出的马卫集书阿拉伯文本的发现，人们从阿拉伯文原文中看到，这个部落的名称被明确地拼作Qūn，于是这些推测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米诺尔斯基曾就Qūn的族属问题请教过夏伦（Haloun）教授，夏伦认为，由于吐谷浑在汉文史料中常略称为吐浑、退浑，甚至只称为浑，所以Qūn可能是吐谷浑。查检史籍，其中确有吐谷浑简称为浑的情况。例如《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录隋文帝言：“浑贼风俗，特异人伦”（标点本，页一八四三）；同书卷六七《裴矩传》亦记裴矩向隋炀帝进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标点本，页一五八0）。很明显这些只是汉族文人笔下因文字修饰需要对吐谷浑的略称。吐谷浑不可能自称为“浑”，就象突厥人不可能自称为“厥”一样，敦煌文书和其他史书确也曾不断地提到过“浑”。例如，《张氏勋德记》残卷云：“河西创复，犹杂蕃浑”。又斯坦因掠走的一份唐咸通九年（869）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帖里文书记曰：“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交）杂”。《张议潮进表》中亦曰：“今不知卻□□杂蕃浑”。此外黄巢起义时，唐泾原节度使张均“说蕃浑与盟”。尽管这里的“浑”（蕃浑）的确很象是吐谷浑的略称，但由于源出于徒河鲜卑的吐谷浑人是一支操某种蒙古语的部落这一点几乎已成定论，而按马卫集的记载，Qūn应是突厥人。因此夏伦教授关于Qūn可能是吐谷浑的意见是站不住的。米诺尔斯基考虑把Qūn比定为铁勒诸部中的“浑”，但他后来否定了这种意见。[8]

笔者的意见与米诺尔斯基恰恰相反，Qūn可能就是浑。

如果不考虑将浑与匈奴挂钩的问题，则浑的名称首见于《隋书》卷八四《北狄·铁勒传》；“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乐河北有仆骨、同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新旧《唐书》在列举十五种散居碛北的铁勒部落时，也提到了浑，[9]足见它是一个活动在我国大漠以北的一个古老的游牧部落。唐贞观二十年（646），薛延陀破灭后，铁勒诸部酋长入观，次年太宗于其他地置六府七州，其中浑中所居地为皋兰州[10]（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流域），后分为东、西二州。后突厥汗国兴起，默啜可汗取铁勒故地，浑与回纥、契芯及思结等四部被迫度至漠南，徒居甘（今张掖）、凉（今武威）之间，不久又返回碛北。浑部虽与回纥关系密切，但他们并不属于回纥。回纥内有族姓九，再加葛逻禄、拔悉密，共称十一姓，与仆骨、浑等六部为“相等夷”。此六部不列于回纥诸姓之中。[11]公元八四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浑部似乎并没有随回鹘远走。直至后唐同光三年（925）二月，史籍中仍有“突厥浑解楼”遣使者来的记载。[12]这时浑显然与其他突厥部落混居在一起。

今藏法国国民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编号为伯希和2471（P.2471）的敦煌和田塞语卷子中提到了一个词hūnvāstǎ,据贝利释读，这是部名hūna的复数加了方位格标志3stä,义为“朝着hūna每”。贝利对hūna部的勘同提出了三种可能性：1、匈奴、2、浑部，3、吐谷浑的略称。但他不能定夺（见《一段有关甘州突厥人的和田文史料》（H.W.Bailey:A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tsou）,载《大亚洲》AM，1949年，和田文拉丁转写，第38行，英译，页34及页48注释（38））。笔者认为，这个hūna应指河西的浑族。

马卫集说，Qūn族是在契丹的武力压迫下西行的。查契丹历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平定了左近诸部后，开始向西扩张。神策元年（916）秋七月，他“亲征突厥、党项、吐谷浑、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13]其中突厥可能指的就是浑以及与浑有关的铁勒、突厥部落。如此说不误，则契丹的向西扩张，与马卫集所述Qūn族的西迁应是同一件事。天赞三年（924），契丹兵再“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14]浮图城已在北廷一带，故浑族（Qūn）的西迁应在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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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Qāy与奚之关系

在马卫集所提到的这个一连串的民族迁移的链环中，位于最东方的，是一个被称为Qāy的部落集团。Qāy是什么人？在阿拉伯文中，Qāy和契丹（Qitāy）这两个名称在写法上虽易于混淆，但Qāy族的名称在一些穆斯林史料图籍中，例如比鲁尼的《东方民族编年》和可失哈里的《突厥语大辞典》等中，曾一再出现，足以说明Qāy的名称不是契丹的讹写。

在可失哈里的《突厥大辞典》中，曾数次提到Qāy这个部落名称。其中第一次是在作者列举从西向东的突厥部落时，其文曰：

“关于突厥人的分类以及略述其诸部概要

我（按指作者可失哈里）将概述东方世界每个部落的地理位置。他们将按（从西）向东的顺序被列举出来，包括异教徒和穆斯林，从那些最靠近拂菻（Rūm）的开始列举。首先是佩奇内克（Bächnäk），然后是钦察（Qifchaq），然后是乌护（Oghuz），然后是Yemäk（按即Kimäk），然后是巴只吉惕（Bashghirt），然后是拔悉密（Yasmil,按即Basmil，在《突厥衙大辞典》阿拉伯原文中，所有的B都写作Y），然后是Qay，然后是叶护部（Yabāqu），然后是达旦（Tatār），然后是辖戛斯（Qirqiz），后者离秦（Sīn按指中国）最近。[15]”

将可失哈里的上述记载与比鲁尼所记相比，可发现Qāy族的居地发生了变化。但可在失戛里的上述记载中，巴只吉惕以东的部落的排列，并非严格按照从西向东的顺序，例如将辖哈斯置于达旦之东。所以当时Qāy的位置仅据可失哈里的上述记载，还不能确定。

在《突厥语大辞典》作者所附圆形地图中，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与亦马儿河（今鄂必河）之间，分别标注着“处密人之居地”以及“Qāy人之居地”。明伽纳（Mingani）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刊出了一份公元一一五0年绘出的叙利亚文地图。图中在所谓第六区的东限标明：“辖戛斯、Qāy和Qun；突厥人和蒙古人之地”[16]尽管学者们怀疑它的绘成年代，但此图中Qāy族的位置与《突厥语大辞典》所记却是大致相同的。

可失哈里说Qāy族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17]作者在列数诸拥有自己语言的部落时，又一次提到了Qāy族：

“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都是定居民族。在游牧民中有处密（ch▲mül），他们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ratāna），但也懂突厥语；Qāy，叶护部（Yabāqū）、达旦和拔悉密也是如此，这些集团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也都懂突厥语”。[18]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可失哈里有关“突厥人”的概念是很含混的。他所列举的突厥人原本所有的二十个部落，包括了根本不属于突厥族的达旦、唐兀惕、契丹和桃花石（宋）。

看来Qāy人与达旦等族一样，当时都不是操突厥语的民族。但至蒙古时代，拉施都丁作《史集》时，Qāy人已完全被视为突厥部落。《史集》记乌古思可汗事迹时，将乌古思部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称为孛祖黑（būzuq），以三个年长的儿子率领。属于孛祖黑的长子坤汗（kün,khan,突厥语，译言太阳汗）之长子名Qāyī，其义为健壮者。[19]

米诺尔斯基猜测，Qāy族即汉文史料中的奚人。尽管在突厥文《阙特勒碑铭》中，奚人被称为Tatabi，但在汉文史料中，他们始终被称为库莫奚或奚。奚的名字亦见于巴黎国民图书馆收藏的一二八三号藏文卷子,其文曰：东境有一部落，蕃人称之为He，汉人称之为He-tse,突厥人称之为  Dad-pyi。部落酋长名Cong-bong-ya[20]。库莫奚之名首见于《魏书》卷一○○，他们是鲜卑人的一支。公元三四四年，十六国中的前燕慕容皝击破这支鲜卑人，部落析为三：宇文、契丹、和库莫奚。库莫奚居于契丹之西，弱洛水（今西拉木仑河）之南。隋以后只称奚。“奚”字，隋唐时为匣母蟹韵，开口平声四等，拟音γiei。从族名和所居地望来判断，马卫集和比鲁尼所说的Qāy，很可能就是汉文史料中的奚。

奚人在隋时已分为五部，曾役属突厥。入唐后，唐太宗于其地置饶乐都督府，五部各置州。奚与契丹的关系十分密切 ，两国互为表里，号曰“两蕃”[21]。唐末光启中（885-887），契丹贵族钦德“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郡，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22]。耶律阿保机之父撤剌的（德祖）曾俘奚王部曲之半七百户[23]。耶律阿保机任挞马狘沙里职时曾伐“六奚”克之[24]。至唐天复元年（901），契丹贵族钦德称汗后，耶律阿保机受命多次出征奚部[25]。故《新唐书·奚传》曰：“契丹方强，奚不敢抗，而举部役属。虏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诸引别部内附，保媯州（今怀来）北山（今张北一带），遂为东西奚”。奚贵族去诸的事迹亦见于五代史籍：“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皆服属之。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徒媯州，依北山射猎……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26]。

九○七年耶律阿保机即位后，加强了对奚的征服。九一○年，“乌马山奚库支”等叛，契丹“讨平之”。次年，阿保机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之地”[27]。契丹的征伐并未能使奚人屈服。他们与后唐往来以为援。奚贵族去诸之子曾收纳契丹叛臣[28]。天赞二年，阿保机“讨奚胡损，获之，射以鬼箭。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29]。直至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立晋（936）以后，西奚才降服于辽[30]。奚贵族成为契丹国内有地位的世贵，辽中期以后，辽朝以奚王牙帐之地为中京，府曰大定。

太宗以后直至辽末，史料上不再见有奚人大规模反叛契丹之事，奚人的六部也完整地保留着。追踪Qūn族的Qāy人，或许是契丹兴起之初，因不勘忍受压迫而西行的一部分奚人，或许是受命于契丹贵族，进攻Qūn人的一支奚人部族军。在辽太祖西征战事中，奚部族军是从征的劲旅。天显元年（926）“以奚部长勃鲁思，王郁自回鹘、沙陀、吐蕃、党项”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31]。追踪Qūn族的Qāy人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汉文史料中没有西征奚军长驻彼方的记载，如果我们要肯定米诺尔斯基把Qāy比定为奚的猜测，则只能假定有一支奚人迁移到了西方，而汉籍漏载此事。本文前面提到，《史集》把Qāy说成是乌古思可汗的长子的后裔。乌古思可汗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如果说其传说能够给我们点启示的话，那就是：即使Qāy人确实起源于奚人，那么当Qāy人定居于西方后，他们也与自己所源出的那支Tatabī（库莫奚）没有什么联系了。



四、花剌子模沙也斤赤



辽代中期，契丹人仍不断对西北用兵。开泰元年（1012）耶律化哥“伐阻卜，阻卜弃辎重遁走，俘获甚多。帝嘉之，封邠王。”耶律化哥归阙后，辽西北边吏向朝廷奏报，守兵粮乏马匹，势不可守，辽廷遂遣耶律化哥再次经略西境。“化哥与边将深入。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也儿的石河），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路由白拔烈（突厥语地名Bir-baliq ），遇阿萨兰回鹘，掠。都监▲里继至，谓化哥：‘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诸蕃由此不附。”[32] 上面提到的白拔烈（Bir-baliq），即元代之白八里城，亚美尼亚国王《海敦东行记》所载之Berbalex。bir,突厥语，译言一，baliq,突厥语城也。《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中称作独山城，当为此名之意译，其地位于今新疆木垒县境。阿萨兰，突厥语arslan，意为狮子，这是突厥、回鹘诸族常见的人名和称号。从这支阿萨兰回鹘的活动地在独山城一带判断，当为高昌回鹘无疑。耶律化哥第二次出兵的行路线，显然是沿漠北西行至也儿的石河，再南下入依附于辽的高昌回鹘北境。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上文提到的“阻卜”和逆命居翼只水上的“蕃部”与否与奚（Qāy）或Qūn（浑）有关。但辽兵的这类军事行动，无疑会给停留在漠或漠西某处的Qūn族以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继续西迁。

根据马卫集记载，曾任塞尔柱算端国内花剌子漠沙的也斤赤 （▲kinchi ）是Qūn族人。这条史料对判断Qūn族西迁时间的下限有决定性的意义。

也斤赤（▲kinchi ）的名字是纯粹的突厥语，意义农民，播种者。这个词是由突厥语äki（谷物、种籽、耕地），加上表示职业、身份的突厥语附加后缀-chi构成的。后来蒙古人也有叫这个名字的[33] 。也斤赤的父亲名称为火赤哈儿   (Qochqar)，在突厥语中义为“公羊”。也斤赤的名称透露出Qūn族人所受到的农耕文化影响。

出自浑族（Qūn）的也斤赤担任花剌子模沙一事并非传闻，花剌子模诸沙中确有也斤赤其人[34]，他的事迹零散地保存在伊本·阿西儿的《历史大全》和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传》中。志费尼说火赤哈儿之子也斤曾是塞尔柱算端桑扎儿(Sanjar)的奴隶[35]，而伊本·阿西尔则说他是塞尔柱算端Bark-yaruq的奴隶，而正是这位算端任命他为花剌子模沙。Bark-yaruq算端的统治始于公元一○九四年十—十一月间。他可能是在推翻其暴虐的叔父阿儿思兰·阿儿浑之后，首次视察呼罗珊时，任命也斤赤为花剌子模沙的。Bark-yaruq算端一○九六年四月抵达彼处，在那里待了七个月以上。也斤赤汇集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然后去麻里兀城见算端，但算端已西返。也斤赤本人在一次欢娱活动中被两名敌对大臣所杀[36]。按志费尼的说法，也斤赤的继任者忽都不丁(Qutb  al-Dīn)是在公元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年登位的[37]。马卫集本人是麻里兀人，他关于也斤赤出于浑（Qūn）部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也斤赤之前的花剌子模沙是呼罗栅木儿加布河流域的突厥族人纳失的斤（Nash-tehin），而其后任忽都不丁则是纳失的斤之子。尽管也斤赤的任期十分短暂，但他对整个塞尔柱算端国东北部花剌子模事态的了解，必然是获得这一任命的先决条件。显然，至少在也斤赤之父火赤哈儿时代，浑（Qūn）族已是花剌子模一个势力显赫的部族，非如此，也斤赤不可能获得塞尔柱算端的任命，而成为插在纳失的斤父子之间的花剌子模沙。以也斤赤壮年去世，逝年约40-50岁，而其父火赤哈儿长二十岁计，则浑（Qūn）族在花剌子模强盛起来的时代，应在十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当然，这个时间与我们上面提到的耶律化哥的西征，相距过于短了一些。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似可肯定：浑（Qūn）族从十世纪上半叶受契丹人压迫而离开故土，到落脚于花剌子模并强盛起来，其间经过了约一百年时间。米诺尔斯基已认识到，这样巨大的从我国蒙古高原东部开，一环套一环直至黑海的民族迁移浪潮，不可能是一个短时期里的事情。其整个过程也不可能从外界某一个确定的地点观察到。他设想，这个民族迁移的链环也许分为两部分，即：Qāy–Qūn-Shāriya（撤里之地）和突厥蛮—乌护-佩奇内克。而这两部分的联结点或许在花剌子模[38]。火赤哈儿和也斤赤父子很可能亲自经历，并从内部和外部观察到了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迁移，而将自己所见、所历、所闻的情况在某种场合叙述出来，为马卫集所知。



五、浑（Qūn）族与聂思脱里教



十三世纪叙利亚史家巴儿·赫卜烈思(Bar Hebraeus)的《圣教编年史》，引述一○○九年波斯麻里兀城聂思脱里教主致报达城（今巴格达）教长术安六世函，其中提到克烈王与其臣民受洗礼事。由于马卫集提到浑族是聂思脱里教徒，米诺尔斯基推测浑（Qūn）是克烈部或汪古部的一部分，或者浑（Qūn）是我们所熟悉的某一个以另一个名称闻名于世的突厥部落的一部分。其理由是：聂思脱里教总部，不可能对一个象浑这样重要部落皈依聂思脱里教毫无所知[39]。他据此再推测浑族（Qūn）西迁在公元十一世纪初叶以后。米诺尔斯基的上述推测有重要的缺陷，他只在人们所熟知的突厥、蒙古部落中寻找浑族（Qūn）的踪迹。此外，他把浑族（Qūn）后来在花剌子模的重要地位向前推，设想这个部落在西迁以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落。实际上，信奉聂思脱里教而其名称并未见诸于景教总部文献的突厥、蒙古部落并不在少数，例如畏兀儿、乃蛮、汪古和一些蔑儿乞人等。目前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浑族（Qūn）接受聂思脱里教的时间早于，或晚于克烈人。预先假定浑族（Qūn）接受聂思脱里教晚于克烈部，是不必要的。笔者的推测是：1.浑族（Qūn）可能在西迁开始以前已经是景教徒；2.他们也有可能是在西迁途中，驻足某地，与某个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部落，例如克烈、汪古或乃蛮等为邻或杂处时，变成景教徒的。

在本文中，笔者已把Qūn比定为汉籍中的浑部。如果仅据马卫集的记载，会得出浑人（Qūn）举族西迁的结论。但实际上仍有浑人留在漠西与乃蛮和畏兀儿等为邻。十二、十三世纪之交，蒙古兴起，漠北诸部互相兼并残杀，草原大乱。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后，屈出律率乃蛮余部投奔西辽，亦有一些乃蛮、浑部及其他部落残种流入中原，为金政府收容，编为“忠孝军”。《金史》卷一二三《忠义·完颜陈和尚传》云：“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鸷狠凌突号难制”。这里把浑与信奉景教的回纥、乃蛮等并列，可为马卫集称浑是聂思脱里教徒的一个旁证。直至元代，仍有浑人散居河西。《元史》卷一七○《袁裕传》记：“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这些浑人的下落，尚有待于追寻。

有关Shāri、突厥蛮和乌护的讨论，已超出本文的范围，这里从略。



六、Kimǎk部中的达怛人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游牧民族从东向西的迁移运动，原因不外乎扩张、战败、或寻找牧场。仅见之于汉籍的，西汉时有月氏、乌孙的西迁，东汉时有北匈奴远遁，魏晋时有高车西行，唐代又有歌逻禄和回鹘的西迁，亳无疑问，除了这些见诸于汉籍的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西迁移活动外，还有许多为汉籍所漏载的，例如浑（Qūn）部西迁这样的行动，或小规模的，零星的迁移运动。公元八四○年黠戛斯灭回鹘后，经过约三百年时间，到《元朝秘史》时代，漠北草原基本上蒙古化了。由于史籍中并未明确记载达旦、蒙古诸部的西迁活动，所以漠北草原蒙古化的历史，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使用的主要是汉文史料。公元九世纪以后，穆斯林地理科学繁盛一时。在一些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保留了有关突厥、蒙古诸部的宝贵资料。从这些著作中寻找鞑怛、蒙古诸部西迁的蛛丝马迹，将它们与散见于各书的汉文记载相比较，无疑会促进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写于一○五○年前后的著作《报导的装饰》，提到了一部分达旦人向西迁移，进入也儿的石河流域，建立Kimǎk部落的故事，其文曰：

“至于诸Kimǎk人(Kimǎkiyān)，其来源是这样的：诸达旦人(Tatārān)的首领死后遗下二子。长子占据了君位，幼子妒忌其兄。幼弟名设(Shad)。他企图杀死其兄，但办不到，〔从此〕他为自己担忧起来。

这位设有一个年轻的女奴(kanīzak,妾)，是他的情人(a‘shiqe)。他带上女奴从其兄帐廷逃走。他前往一个地方，那里有一条大河(āb-i bururg，或一个大湖)，许多树木和丰富的猎物。他在那里扎帐，定居下来(furūd āmad)。”后来，

“七个出自达旦的muwālidān〔或为muwāliyān（仆人之讹）〕来到他们这里。第一个是Imī；第二个是īmāk；第三个是达旦(Tatār)；第四个是Bilāndir(或应为Bayāndur)；第五个是钦察(Qifchaq)；第六个是Lānīqāz；第七个Ajlād。这是一伙带着其主人们 (khudāwandān)的一些马匹放牧的人，但马匹所在地已无多余的牧场。这样他们去设所在的地方寻找草场。当那个女奴看见他们时，她出来，并说道：‘irtish’，意为‘你们下马’，由于这个原因，这条河被命名为也儿的石(Irtish)。”[40]

葛尔迪齐的这段记载，显然不能作为信史看待。但透过这个故事的情节，我们可以窥见Kimäk部落形成的大致过程；达旦部落中贵族弟子成年，须各自营生。于是，如同当初吐谷浑从慕容鲜卑分化出来一样，达旦部落的一个贵族“设”率部西行，到达也儿的石河。他们虽然脱离了达旦主体，但是仍然与它保持着联系。以致后来又有七个部落或氏族脱离达旦部落主体，来到也儿的石河，它们与设原先所率领的那个氏族一起，在也儿的石河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集团。

葛尔迪齐书记载的“也儿的石”的词源来历不明，可失哈里对它另有一番解释，他写道，也儿的石是“Yemäk(Kimäk)草原中的一条河名”，源于一个词，意为：“和我竞赛渡河，〔看〕我们中谁在渡河中更强些”[41]。巴托尔德则认为“额尔齐斯的命名无疑不是突厥语”[42]。按葛尔迪齐的说法，西迁的达旦人构成了Kimäk部落的主体。治蒙元史学者都知道，鞑怛这个词含义有二层，其一是指居于蒙古草原东部的塔塔儿部落，这是这个词原义。其二是泛指漠北、漠南的许多游牧部落，例如蒙古人称为黑鞑、蒙鞑；汪古部称为白达达。拉施都丁说，塔塔儿人在古代征服了许多部落，由于他们的强大，其他部落也称为塔塔儿[43]。按葛尔迪齐的记载，后来加入设的部落的七个来自达旦的氏族中，有一个称为达旦。这个达旦应指塔塔儿部，而不太可能是广义达旦。设最初带出来的那个氏族可能也是塔塔儿人。其他六个氏族，包括钦察（Qifchaq），最初可能是这部分西迁的塔塔儿人的属部。

葛尔迪齐接着叙述道： “这七个来自达旦部落的人在设那里放牧到冬天，当大雪来临（biyāmad）时，他们无法回去，也儿的石之地水草丰美，于是他们在那里驻冬。次年开春后，他们派出一个人去达旦部的居地（bungāh），但发现，在他们离开期间，敌人攻来过，杀害了达旦人，现在那里已变得荒凉而空无人烟，于是这七个人奉设为首领〔(bi)riyāsatsalam kardand〕，并尊崇他（ū-rā buzurg dāshtand）。后来其他部落（qaum）得到消息，也投向他们，聚集了七百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人口增多了，就在也儿的石山地分布开来，按我们已经提到的七个人分成了七个部落”[44]。

Kimäk部落很早就已出现，《世界境域志》中已经提到过它，说其东为黠戛斯、南为也儿的石河、西为钦察，其王称为可汗，他手下有十一个异密，可能是十一个部落。即使我们可以相信葛尔迪齐关于Kimäk人源于达旦人的说法，但这决不可能是指十一世纪的情况，这个传说的背后应该有真实的历史基础。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回鹘牙帐四周都是突厥、铁勒部落，他们各有份地。大约是在回鹘西迁之前或以后，一小部分鞑怛人来到也儿的石河流。他们起初还与鞑怛本部保持着某种联系，后来大约是由于相距地域遥远，或是由于战争、天灾等其他原因，这种联系断绝了，于是在Kimäk人中只保留下他们起源于达旦的传说。有些苏联学者猜测，Kimäk的名字与西突厥的处木昆部或与契丹为邻的库莫奚有关。

可失哈里在解释“郁督斤”这个词时写道：它是“回鹘附近的达旦沙漠中的一个地名”[45]。可见当时达旦、蒙古部落已占据了突厥、回鹘汗国的中心一带，这是支持葛儿迪齐Kimäk源于鞑怛人的说法的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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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土土哈的故里武平折连川



与马卫集所记浑部（Qūn）跋涉万里西迁相类似的，还有汉文史料中记载的元朝大将土土哈所源出的那一枝游牧部落西迁钦察的事迹。据史料记载，土土哈乃“钦察人，其先系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后徒西北绝域。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遂定居焉，自号曰钦察。”[46]

土土哈这一族来自蒙古高原东部的钦察人，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兴趣。一九一○年，马伽特在其论文《认库蛮的民族性》中，将土土哈的传纪摘译出来。他的论文迟至一九一四年才刊印出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伯希和一九二○年方读到马伽特的研究，于是作出长篇评论，刊于法国《亚洲学报》。屠寄作《蒙兀儿史记》时，也充分利用了土土哈的传记资料，并据此讨论这一族钦察人的族源。进入四十年代，韩儒林师在研究元代西北地理时，又依据这些碑传资料研究玉里伯里山的方位。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出版后，极大地激发了伯希和的研究热情。他与韩百诗合作，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评述了屠寄的研究成果，并再对土土哈先人源出的武平折连川，和他们西迁后的落脚地玉里伯里作了详细研究。八十年代，美国学者爱尔森在研究蒙古军对钦察草原的征服时，着重考察了玉里伯里部族对西征蒙古军的抵抗活动。他的论文引起了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突厥学家普里察克的注意，并引起讨论。

本节拟集中讨论土土哈祖先西迁前的居地“武平北折连川”，并以屠寄的研究作为深入的楔子。屠寄对“武平北折连川”作了如下解释：

“元武平路，本奚王牙帐地，辽时建城，号中京大定府，金改北京大定府，元初为北京路总管府，至元七年改大宁路，二十二（按《元史》卷五九《地理志》，页一三九七云。二十五年）年改武平路，后复为大宁。古城在直隶朝阳府建昌县西北老哈河左岸地，属内蒙古喀喇沁右翼，土名白塔子，蒙兀呼为察罕苏巴尔罕者是也。折连川，蒙兀语石河。斛律金《敕勒川歌》指此。唐置饶乐州都督府于此。敕勒、饶乐与折连为声转字。今图称此水为英金河，源出围场白岔山，东流经赤峰县北，又东与老哈河会。按答罕山，在喀喇沁右翼旗东百五十里。《蒙古游牧记》称为哈特哈，即按答罕异文，义谓妬山，因其山顶不生草木故也。”[47]

依照屠寄的意见，折连，蒙古语，义为石。如是，则：折连当为现代蒙古语Chilage（石头）的译音。按，此句以下，屠敬山意见全误。Chilage与“折连”音并不相合，况且元代蒙古语石应作Chilao’un（赤老温）。斛律金之《敕勒川歌》亦与此毫不相干。敕勒，即铁勒，应为“突厥”Tǔrǔk这个名称的另一音译。今西喇木伦河，唐以前称饶乐水，唐之饶乐州由此得名。饶乐水，又作弱洛水、如洛水。“乐”、“洛”两字都是以-k收声的入声字，所以饶乐、弱乐和如洛，在唐和唐以前的魏晋时代，读音几乎是相同的。契丹语研究者刘凤翥未考虑到中古汉语的入声问题，误以为“饶乐和弱洛都脱落了末尾的音节‘个’或‘ ’ ”[48]。《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记西喇木伦河曰：“袅罗个没里，复名女古没里……华言所谓黄河也。”潢即黄也。据此可知，饶乐、弱洛、如洛、袅罗个，女古，皆契丹语，意为黄。“没里”，相当于蒙古语“木涟”，译言河。又据《辽史》卷三一《营卫志》，契丹“金曰‘女古’”。则饶乐、弱洛、女古等又表示“金，金色”。刘凤翥将饶乐的契丹语原音值拟构为rulugu[49]的想法，似未考虑“饶”、“弱”等汉字的古声母。而屠寄所认定的来自蒙古语Chilage（﹤Chilao’un，赤老温）的“折连”，与敕勒、饶乐不是“声转字”。

伯希和在写作评论马伽特的《论库蛮的民族性》的文章《库蛮》时，似乎只读了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可汗本纪》中有关“乞卜察兀惕”（即钦察）的注释，故当时对屠寄“折连”﹤ Chilage（石头）﹤饶乐之说未置一词[50]。后来，他显然读到了《蒙兀儿史记》中的《土土哈传》，于是在《圣武亲征录注》中，对“折连川”＝石川之说详加驳斥。按伯氏的意见，“折连川”之“折连”的蒙古语原文应为järän，译言黄羊。而“川”并非河（蒙古语“沐涟”），乃表示平川，蒙古语应为kä’ är（客额儿）。故“折连川”，汉言黄羊原也[51]。元代汉文文献中屡次出现的折连怯儿、者连怯耶儿和折连怯呆儿[52]，可证伯希和以“折连川”当蒙文järän  kä’ är（黄羊川）之设想的正确性。但他仍未对折连﹤饶乐之说发表意见。

土土哈家族虽有其祖先来自东部的传说，但他们已举不出西迁前和西迁过程中的任何事迹，显然是这一族人在缺乏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记忆随时光流逝而逐渐淡漠所致。特别奇怪的是，碑传文献一律称土土哈一族的故土为“武平北折连川”。“武平”是金大定七年（一一六七）以后才出现的名称[53]。按屠寄的说法，武平的名称在辽代已经出现。他说辽中京府“统州七，次三曰武平”[54]。查《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中京府治辖州中次三曰武安。武安州亦见于《契丹国志》[55]。直至金大定七年方改名为武平。土土哈的祖先不可能迟至金大定七年故居改名为武平以后才西迁。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土土哈这一支钦察人在入居汉地以后，曾追寻过自己先人的事迹和祖居地。也许土土哈本人在参与平定乃颜之乱时，曾路过武平或其附近地域，或找过遗留故土的族人作过调查。《元史》在列举折连怯呆儿（折连川）官方牧场的千户名称时，提到了一位伯要▲[56]，即伯岳吾歹。这个伯要▲驻扎于折连川当然可能是出于偶然，但也极可能是土土哈先祖西迁钦察后，留居折连川的族人的后代（我们下面将要论述土土哈一族的族名乃伯岳吾的问题[57]。土土哈家族确定武平北按答罕山是自己氏族的发源地的背景，应大致如此。

《史集》在记载哲别、速不台攻入钦察草原时记道，蒙古军曾向钦察首领递讯：“我们和你们是同一部落(tāyīfa)的人，出自同一种族(jins)。”[58]看来，至少哲别、速不台的部属中，有人知道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西迁钦察的历史。

以下我们先探讨一下伯岳吾氏的问题，然再继续研究土土哈的祖先西迁及其族属诸课题。



八、  蒙古伯岳吾氏

伯岳吾是一个引起许多元史研究者注意的氏族，因为他不但是蒙古部落的一个分枝，还见于康里、Yemek和钦察人中。伯岳吾又有伯牙兀忒、伯要歹、巴牙兀惕等异写，皆Baya’ut一字同名异译。蒙古语谓富为bayan（伯颜），则此Baya’ut之名殆出自bayan（伯颜）之蒙文复数[59]。从名称判断，这是蒙古氏族。伯岳吾氏散见于各族，正是研究文献所失载的蒙古、达旦部落迁移、分化历史的绝好的材料。

按拉施都丁的划分，蒙古伯岳吾氏为迭列列斤蒙古，居地在薜凉哥水两岸，《史集·部落志》中有专节记叙。《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十三世祖朵奔篾儿干时代（辽初），伯岳吾人马阿里黑因贫困，以己子向朵奔那颜换取鹿肉。这一支伯岳吾人从此成了蒙古部贵族的世仆[60]。

十二世纪末，蒙古部内两大贵族集团，乞颜氏和泰赤兀氏为争夺蒙古部汗权而发生十三翼之战时，伯岳吾氏加入成吉思汗之第八翼。伯岳吾氏得与蒙古乞颜氏联姻事见上引韩儒林师文。



九、Yemek部中的伯岳吾氏

Yemek就是我们在本文第五节中提到的Kimäk部，其居地在也儿的石河流域及以西之地。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Yemek人中的伯岳兀氏族的唯一材料，是十三世纪奈撒微写作的《扎兰丁传》。据他记载，成吉思汗时代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亲Terkän哈屯和摩诃末本人的妃子，都出自Yemek部落的一个分枝伯岳吾惕（Bayāwūt）[61]，除了《扎兰丁传》以外，就笔者所知，还有志费尼和术扎尼提到过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亲Terkän哈屯的族属。在《世界征服者传》中，她被说成出自康里突厥人[62]，阿布勒·哈齐也附和这种意见[63]，但《捍卫者阶层》则说她是钦察汗Akrān(或Ikrān)的女儿[64]。Yemek，钦察和康里的区分是一个困扰学者多年的老问题。本节不打算辨析上述诸部的区别。在上述三书的作者中，以《扎兰丁传》的作者奈撒微与花剌子模沙王族关系最为密切，他的记载应该比《世界征服者传》和《捍卫者阶层》更为可信。

奈撒微的《扎兰丁传》的法译者鸟达，两次对“伯岳吾”这个名称作注，说这个部落属于迭列列斤，其居地在薜凉哥水的一条枝流只答河上。按鸟达显然把这支伯岳吾人误认为是蒙古伯岳吾氏了。上个世纪，西方学者尚未注意到，除了蒙古伯岳吾部以外，在Yemek，钦察和康里人中亦有伯岳吾氏。

至于Terkän哈屯和其父，我们下面再作讨论。



十、      忒俚蹇哈屯及与此称号有关之诸问题



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亲，出自Yemek部伯岳吾氏族的Terkän哈屯的名字，是又一个引起学者们讨论的问题。自上个世纪以来，西方蒙古史研究者们，诸如鸟达在翻译《扎兰丁传》，拉弗梯在翻译《捍卫者阶层》，以及亚美尼亚人多桑在写作他的《蒙古史》中，都一致将这位哈屯的名称译写为Turkān。冯承钧和余大钧在将《多桑蒙古史》和《史集》译为汉文时，均以“秃儿罕”音译之。《世界征服者传》的波义耳英译本虽已将这位哈屯的名称的译写改为Terken，但何高济汉译时仍沿用旧译“秃儿罕”。查这个名称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作为TRKAN。稍有突厥、蒙古语言知识的人都知道，因为这个词中含有辅音-k-，根据语音和谐律，辅音只出现在所有音节的元音都是前元音的词汇中，则这个词只能读为ter(e)kän,tǔr(e)kän或tär(e)kän,而决不可能读作turkān  。

可失哈里的《突厥语大词典》收录了一个词tǎrkǎn,并作解释如下：“tärkän,可汗王朝  (khāqāniyya,按指哈剌汗朝国语)语的一个称呼，用于统治一块领土或一个省份的人，它只用于属于可汗王朝〔王室〕或国君〔宗族〕的人。这个词的意义为：‘您，〔一切都被您〕臣服的人’(yā mutā)”[65]。可失哈里还在其书中举出实例：kälsä  apang tärkänim“如果国君来的话”[66]；又tärkän qatun，“皇后”[67]。很明显，后者恰恰就是穆斯林史书中所记载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母后的“名称”。

根据可失哈里的解释，我们可以确定，Terkän哈屯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而是只有国君或王室贵族的女眷，或者与汗或王室有亲缘关系的男女才能拥有的头衔。英国突厥学家克劳森认为，它用于男性时，尊贵程度略低于可汗[68]。查检志费尼书和术扎尼书，可知Terkän和Terkän哈屯是突厥各族中使用了相当长时期的尊贵称号。

本世纪初，普鲁士王国考察队在我国吐鲁番地区所发现的古代畏兀儿文文献中，tärknä这个称号曾多次出现，均用于显贵出身者，特别是王室女眷，可证可失哈里的解释之误，例如：

普鲁士王国吐鲁番考察队参加者冯·勒·科克的《火州出土的摩尼教突厥语文献》，卷三中有：“那些在赐福的土地上生活的(tä)rkän公主们(qunchuilar)，虔诚的的斤们(tängrikän tegitlär)，国之于越（按即颉于加思）、使臣和智者们(el  ügäsi elchi bilgälär)”。同书页四一：“tärkän  qunchui（公主）”[69]。此外吐鲁番出土的两木杵铭文中有：“信教女(upasanch)，虔诚的的斤(tängrikän  tegin)。纯洁的tärkän公主帖林(silig tärkänqunchui tängrim)，居士(upasch)，杰出的亦难赤·沙州将军(kǔlǔg  inanch sachu sänggǔn)”[70]。在缪勒出版的约写于公元八三○年的古回鹘文摩尼教赞诗Mahrnamag残片页九有：“sabci摩诃(maγa)tärkän于越”[71]。前三例tärkän称号用于王室女眷，尤其是公主，后一例用于男性。这个称号亦见于现存于武威文管所的回鹘文《高昌王世勋碑》第一八七行[72]。tärkän这个词至今还保存在雅库特语中。在别卡尔斯基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年出版的《雅库特语辞典》，页二六四三有：tärgän，tärkän，旁注俄译“伟大的”[73]。

按《辽史》卷七一《后妃传》记云：“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脦俚蹇’”。同书卷一一六《国语解》又记曰：“忒俚蹇，辽皇后之称”[74]。契丹皇室后妃的称呼脦俚蹇、忒里蹇，显然就是terkän这个词的音译。这样，立刻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可敦（哈屯）和忒里蹇之间的区别，难道真象《辽史》所说的那样，前者是因突厥旧制而得来的称号，后者是契丹“国语”中的相应词汇吗？笔者曾论证过，可敦与可汗一样，并非源自突厥的称号，古代东胡系统的民族拓跋、乞伏，柔然，慕容、吐谷浑等早已用之，其中拓跋人甚至早在公元初，或公元前就用它们来称呼自己部落首领[75]。而忒里蹇的称号，虽说在突厥语中君主及其女眷都能使用，但从现存文献看，九一一十三纪时，男性已有减少使用的趋势。如果单单依据契丹语“忒里蹇”仅用于称呼皇后这一点，似可推定，契丹人在保存东胡人祖先所传下来的可敦称号之后，又从突厥、回鹘人那里接受了tärkän这个称号。也即：对契丹人来说，可敦是本族词汇，忒里蹇是外来语；而对突厥人来说，可敦是自东胡系统民族借入的称号，而忒里蹇才是突厥人的本族称号。这一推测与《辽史》的说法恰恰相反。

但克劳森和德福都怀疑terken不是源于突厥语的词，克劳森怀疑它是外来词[76]，德福猜测terken可解析为ter＋ken，有如burxan(佛),pärikän（仙女，女妖）。后缀-xan/-kän义为领主，bur-﹤汉语but（佛），päri﹤波斯语pari（仙女）。他推测terken的 *ter-或许与tärim（“陛下，殿下”，元代音译作帖林）源于同一词根。他进一步推测,这个词根*tär或许来自柔然的语言[77]。魏特福和冯家升在《中国社会史》中讨论忒里蹇这一称号时说，“这个词使人想起蒙古语tcrigǔn，“头、项、源，[78]”。门格斯也持这一看法[79]。德福反对这一看法，他根据《元朝秘史》terigǔn这个词的汉字注音指出，terigan这个词在十二世纪肯定已发音为teri’ǔn（帖里温），所以把terken 与teri’ǔn相比较是无意义的[80]。据笔者的看法，德福的反驳是软弱的。尽管“头、项”这个词，在十二世纪蒙古语中已脱落了词中腭音-g-，但这个腭音-g-在更早的时代无疑是存在着的，这就为terigǔn （头项）与terkän（忒里蹇）比较提供了基础。这又使我们想起伯希和关于契丹人操一种腭音很重的蒙古语的推测[81]。写到这里，需要声明的是，笔者自知所见有限尚不能解决花剌子模沙的母后、出自Yemek伯岳吾氏族的忒里蹇哈屯称号的语源问题，书此留待于将来识者。

伯希和对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后的称号TRKAN读作terkän仍有怀疑，尽管《突厥语大辞典》收录了这个词，但伯希和却以可失哈里不时出现的元音错误为理由，提出这个称号有可能读作tǔrgǎn或tǔrägän。伯希和举出元太宗窝阔台之后脱列哥纳tärägänä皇后的例子为证。脱列哥纳皇后在《元朝秘史》第一九八节中音译作朵列格捏(Däregene)，《元史》称之为乃马真氏，意为乃蛮部女子。伯希和据此提出第一个假设，即脱列哥纳(tärägän)是“忒里蹇”(terkän)的一种（乃蛮）方言形式。当然不言而喻的是，伯希和已预先假定，乃蛮是操突厥语的部落。

伯希和循tǔrgän这种读法继续向前探索。他以可失哈里关于此名也施用于王室男性成员的说法为依据，在元代汉文文献中找寻带有此称号的人，居然有幸找到了。阎复的《太师广平贞献王碑》提到一个叛王乃颜的同党“哈丹秃鲁干”[82]。他显然就是《宗室世系表》中所记成吉思汗之弟哈赤温的长孙[83]。而按《史集》，哈丹应是哈赤温的玄孙[84]。汉文和波斯文所记竟然相差了两代，看来《元史，宗室世系表》所记哈丹系谱恐有讹误。

屠寄在其书《乃颜哈丹列传》中解释哈丹秃鲁干这个名称的后半部分“秃鲁干”云：“秃鲁干，蒙兀语，头人也。哈丹未嗣王爵，故旧史止称为秃鲁干”[85]。屠寄这里提到的所谓蒙兀语“头人”无疑是teri’ǔn（帖里温）这个词。这样这个问题几乎又绕回到我们前面讨论terkän（忒里蹇）的辞源时所走到的那一步。由于问题不是讨论teri’ǔn（帖里温）与忒里蹇挂钩，而只是寻找“秃鲁干”的原字。所以伯希和直截了当地指出屠寄的比附是荒唐的。他认为应该考虑哈丹秃鲁干读为Qadan-Tǔrǔgän或Qadan-Tǔrgän的可能性。另外，在《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提到一位乃颜、哈丹的部将忽都秃儿干，他的名字在《元史》卷一五四《洪福源传》中写作古土秃鲁干，而在卷一六六《王綧传》中又作古都秃鲁干[86]。伯希和认为，他名称的第一部分究竟应写作Qodu或Qutuq尚不能确定，但后一部分明显是Türgän。如以秃鲁干当忒里蹇，则这个忽都秃儿干很可能也是宗亲诸王。伯氏还在波斯史料中寻索证据。《史集》提到了一个八邻部千夫长，名Mongqol TRKAN，而同一个人在《成吉思汗纪》中作Mongqol TURKAN[87]。这表明拉施都丁是把这个名称读作Türgän的。根据以上诸例，伯希和又作出另一个假设，即《突厥语大辞典》对tärken这个词的标音可能是错的，而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那位伯岳吾忒氏母后的称号似应读为Tǔrkän哈屯[88]。德福对伯希和的两个假设从根本上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把terkän与“脱列哥那”相对比是无意义的[89]。笔者认为，伯希和的两个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他认为从汉文和波斯文史料中检出的秃鲁干（Türkǎn），与可失哈里收录的tärken表示同一个称号，这一点的确是不容怀疑的。但伯希和没有考虑到《辽史》中提到的忒里蹇这个称号，这使其第二个假设的基础变得十分虚弱。伯氏的第一个假设已给出了解决忒里蹇与秃鲁干读法上区别的途径，即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方言对同一词汇的不同发音。



十一、Yemek伯岳吾忒部长敞史及其称号



按奈撒微的记载，成吉思汗时代花剌子模太后忒里蹇

哈屯的父亲，乃突厥伯岳吾部的一位王公，名Changshi。忒里蹇哈屯嫁给了一一七二年至一二○○年在位的伊利·阿儿思兰之子花剌子模沙帖克失（Tekesh）。当摩诃末一二○○年继承父位，登上花剌子模沙宝座时，忒里蹇哈屯曾率领其部周邻的全部Yemek突厥部落支持他。花剌子模内部王位更迭发生纠纷时，她的一支七千人的骑兵起了重要作用，这支骑兵“绝大多数是伯岳吾忒人，其统帅为Tushi-Bahlawān,别名忽都鲁·沙(Qutluq Shāh[90])。看来，Yemek部的这一支伯岳吾人，在十二世纪已发展为花剌子模北部的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进入十二世纪中叶以后，游牧的Yemek伯岳吾忒人对花剌子模国的影响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花剌子模沙帖克失、摩诃末父子两代相继娶Yemek部落伯岳吾氏贵族女子为后，伯岳吾氏成为花剌子模的后族，是毫不奇怪的。

提到忒里蹇哈屯父名的，除了《扎兰丁传》之外，尚有术扎尼书。书中说，忒里蹇哈屯的父亲，乃钦察部长Akrān(或Ikrān)，马伽特则把他称为黑的儿汗(Qadir-khan)。因手头无其书，不明所据，暂置不论。伯希和怀疑术扎尼所记Akrān乃Aärāq之讹[91]。由于词源不明，亦无法深入。现在所能讨论的，只是奈撒微所提到的忒里蹇哈屯的父亲Changshi。

Changshi这个名字，鸟达转写为Djankachi,其阿拉伯原文为JNKSH。明眼人立刻可以看出，它显然就是《辽史》中之敞史，译言官府之佐吏也[92]。伯希和、韩百诗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已直截了当地把忒里蹇哈屯的父名转写为Changshi。

敞史(Changshi)源自汉语“长史”，在唐代已传入突厥民族中。黠戛斯人官职分为宰相、都督、职使（源自汉语“刺使”），长史，将军，达干等六等。其中长史有十五员[93]。在卢尼字叶尼塞突厥文碑铭中，已有毗伽长史(bilgä  changshi)的称号[94]。本世纪初普鲁士考察队从吐鲁番掠走的畏兀儿文文献中，亦有changshi的头衔[95]。进入辽代，这个来自汉语的官号被正式称作“敞史”[96]，而这个官职，在辽太宗会同元年（938）之前被称为“郎君”[97]。据《辽史·百官志》，敞失之职在南、北枢密院、夷离毕院、北面皇族帐官的四帐都详稳司、北面诸帐官之遥辇侍中以下和大国舅司诸衙门，诸行宫斡鲁朵、北面坊场局诸路群牧使司内均有设置。

《辽史·耶律何鲁不传》记载，何鲁不“晚年为本族敞史”[98]。说明契丹人在宗族或部族中亦设敞失官职。

十二、十三世纪之交，蒙古人中有一个敞失兀惕氏，属尼仑蒙古乞颜氏，乃成吉思汗之伯父蒙格秃·乞颜之后裔。这个氏族名见于《元朝秘史》第一二○和二一三节和《史集》。敞失兀惕，是敞史这个词的蒙语复数，表示“敞史之民”。很可能蒙格秃·乞颜本人受过金朝的册封，担任本部“敞史”。也许是因为这个氏族形成较晚，势力较小，故在《史集·部志》中没有列出专条，在《元朝秘史》中也未如同泰赤兀、巴鲁剌思等氏族一样交待其来历。在十三翼之战中，敞失兀惕氏加入成吉思汗之第八翼。至于成吉思汗时代，这个氏族的首领是谁，《史集》与《元朝秘史》所记各异，此不赘述[99]。

尽管长史（changshi）这个词在唐代已传入突厥诸部，并保存在畏兀儿语中，但在中古突厥语的主要代表之一哈剌汗王朝突厥语中，似乎已很罕见。可失哈里在解释changshi这个词时说，这是“一位于阗异密的名字，该城曾被他征服，据说〔此名〕是从贾姆西德(Jamshid)变来的”[100]。作者未举出哈剌汗王朝西北诸部使用这个词的例子。看来不仅在该王朝宫廷上下已无人使用这个称号，而且似乎在当时中亚北部的突厥语中，这个在古代来自汉语的“长史”称号也已经消失，以致可失哈里已不明了“敞史”这个称号的含义。而哈喇汗朝南部的突厥人，也只是隐隐约约地体会出这个称号有某种尊贵的意义，这才会产生《突厥语大辞典》牵强附会地把它与波斯传说中的英雄贾姆希德联系起来的现象。

忒里蹇哈屯的父亲Yemek伯岳吾忒部长拥有“敞史“的称号一事，应该说明这个来自汉语的称号，在经历了一个消失的时代断层之后，在花剌子模北部的突厥语中重新出现。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可以设想两种可能：1.这支Yemek突厥人的统治民族伯岳吾人本身曾是契丹统治下的民族(例如奚、达旦等),他们从蒙古高原重新带来了“敞史”的称号.2.忒里蹇哈屯的父亲或先人受有西辽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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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钦察玉伯里部的伯岳吾氏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第六节所提到的土土哈家族。土土哈及其子床兀儿是元代著名钦察将领。土土哈之孙燕帖木儿为元末权臣，其女得立为顺帝皇后，称伯牙兀后，故知土土哈家族乃钦察之伯岳吾氏[101]。伯希和一九二○年在其论文《库蛮》中，尚未提到土土哈的族属，而在他与韩百诗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时，已提及从顺帝后伯牙兀氏纳答失里推知土土哈氏族族属的问题，其受屠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元史》卷一三四还提到一个钦察人名和尚，乃“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祖哈剌察儿，率所部归太祖”。这个玉耳伯里，就是土土哈先人西迁后所落脚的那个玉理伯里。哈剌察儿既出于玉理伯里，又为伯岳吾氏，则他为土土哈的族人无疑[102]。

另一个比较著名的玉理伯里人是拜降。《元史》卷一三一称他是北庭人，故钱大昕编《元史氏族志》时，将他列为畏兀儿人。《新元史》将拜降改为伯行，并将其族属改为玉吕伯里，但未列资料出处。奇怪的是《新元史》在《氏族表》中仍照抄钱大昕书，称拜降，不称伯行，并称之为畏兀氏[103]。屠寄也把拜降改为钦察人，并注云：“旧传称北庭人，似别失八里畏兀儿种殆误。碑称玉吕伯里氏[104]，仍未交待资料所出。伯希和、韩百诗虽博识饱学，毕竟检索不易，他们在著《圣武亲征录译注》时，注意到拜降的族属问题，征引了屠寄的论述[105]。中华书局标点《元史》时，对《拜降传》未作任何校订。袁桷之《清客居士集》卷二六有《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显系柯绍忞、屠寄之所据。碑文曰：“公系出玉吕伯里氏，讳伯行，大父阿鲁，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骑射。父忽都，勇冠军伍，天兵定中原，因从征、冒阵略地，以积功领南宿州。”伯行即拜降之异译，拜降出自玉理伯里，并不等于他就是土土哈、和尚等的同族。伯岳吾是成吉思汗西征时代。理伯里部落的统治氏族，拜降之祖父亦或为当地土著。

还有一个引起争议的伯岳吾人泰不华，《元史》有传，曰：“世居白野山”。钱大昕称他是钦察人；《元史本证》的作者汪辉祖之子汪继培认为“白野”即玉理伯里[106]。屠寄则视之为奚种，并释“白野”为“伯颜”之异译，蒙古语义为富，盖因山为氏[107]。伯希和、韩百诗不同意汪继培、屠寄的解说，另辟蹊径诠释“白野”，认为它可能是蒙古语cha▲-an-kä’ är(察罕·怯耶儿)的意译[108]。笔者现无新发明，这大约是《元史》中许多难解的问题之一。不过陶宗仪《书史会要》既称泰不花是蒙古人，则他应为蒙古之伯岳吾氏。



十三、玉理伯里小考



拜降的族称提示我们，现在应该讨论一下所谓“玉理伯里”问题。伯希和根据土土哈家族碑传中的玉理伯里和《元史·和尚传》中的玉耳伯里，设想这个名称的原名应为Yǔr-beli。《元史》卷一二七《忙哥撒儿传》记元宪宗蒙哥言曰：“暨朕讨定斡罗思、阿速、稳儿别里、钦察之域，济大川、造方舟，伐山通道，攻城野战，功多于诸将”。蒙哥曾随拔都西征，此言指忙哥撒儿随军西征事。蒙哥提到的稳儿别里，似乎支持伯希和Yǔr-beli的假设。术扎尼也简要地提到了蒙古人这次西征事。他说拔都征服了钦察、康里、Yemäk，ALBRI，斡罗思、扯耳哥（chärkä）和阿速[109]。若将上述《忙哥撒儿传》中蒙哥的话与术扎尼所记加以对比，则可确定，术扎尼书中的Albri(ALBRI)就是汉文史料中的玉理伯里。如不误，伯希和所假设的Yǔr-beli就应修订为ülbäri。从前面几节的论述可知，钦察和玉理伯里是两个有各自含义范畴的名称，元代虽有玉理伯里的族称，但在《辍耕录》卷一，《氏族·色目三十一种》中却未见其名，大约是归在“钦察”这个总名称之内了。

至于玉理伯里的地理方望，汪继培认为，汉文史料中反复出现的玉你伯牙，许泥百牙即为其名之异译[110]。按《元史·兵志》考其地望，玉你伯牙当在距折连川不远处，与远在西北绝域的玉理伯里毫不相干。《国朝名臣事略》卷三《枢密句容武毅王传》引阎复《句容武毅纪绩碑》云、玉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押亦即扎牙黑水（今乌拉尔河），也的里即伏尔加河。韩儒林师按碑文称其地“川原平衍，草木盛茂”，设想此山应在上述两河下游近里海处[111]。然碑文又称其地“夏夜极短，日暂没辄出”，表明玉理伯里属于高纬度地带，似应于二河中游之间地求之。突厥文《乌古思可汗传》中已见钦察族名，足见它是一个古老的突厥部落。大食最早的地理学家伊本·忽尔答得贝的著作中也著录其名，所以钦察的历史并不是从土土哈的祖先开始的。《纪绩碑》说土土哈先祖定居其地后，“自号钦察”，恰好说明他们并不是钦察，仅自号其名而已。看来这支来自东方的伯岳吾人臣服了玉理伯里这个钦察部落，成了它的新统治者。

简言之，玉理伯里部是古代钦察部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得名于驻牧地的一座山脉。土土哈的祖先来到这里后，亦以玉理伯里人自居，称玉理伯里伯岳吾氏，以别于其他伯岳吾人。他们很可能与西方钦察部的主体维持着某种联盟或臣属关系。

土土哈家族的碑传材料皆未言其先人西迁的准确年代。据阎复记载，土土哈之“始祖曲年（本传作曲出），高祖唆末纳，曾祖亦纳思，世为钦察（按指玉理伯里）国主”。一二一五——一二一七年之间，当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征讨收容了蔑儿乞残部的玉理伯里人时，其国主是土土哈的曾祖亦纳思。可见至十三世纪初叶，这支伯岳吾人已统治玉理伯里至少三代人时间了。我们可以作一简单推算：一二三七年拔都西征时，亦纳思已年衰，其孙班都察率部众投降，这时亦纳思应在六十岁上下。根据虞集的《句容郡王绩碑》推测，伯岳吾人夺取玉理伯里统治权的事，至迟应在亦纳思的祖父曲年时代。以曲年长亦纳思四十岁计算，曲年的青年时代大致为十二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我们的推测不误，则玉理伯里部落统治发生更迭的时代，也至少应在这个时代前后。但带领这支伯岳吾人来到玉理伯里的，是不是曲年却很难确定，至于他们何时离开折连川按答罕山，迁移持续多久，途经路线，史料中毫无记载。马伽特曾提出，土土哈的祖先长途跋涉西徒，可能是由于金灭辽引起的[112]，如是，则可将这支伯岳吾人离开故土的时间，置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

普里察克曾考虑过将玉理伯里与俄罗斯编年史中提到的波罗伏齐(Polovtsi)部落中的Or’pliuve或Otperliueve相勘同的问题。如果这一勘同正确的话，那么玉理伯里的名字在欧洲文献中出现的时间，可确定在一一五二年[113]。一些波斯、阿拉伯学者曾列举钦察诸部的名称，但因转手抄录，音点或字形有误，难以认读。有一个部落，其名称写作BRKWA，马伽特在其论文《关于库蛮的民族性》（页一五七）中转写为Bärgǔ，而梯升毫辛(Tiesen-hausen)则转写为Burly和Elbuli，多桑则读为Elberli[114]。如果梯升毫辛和多桑所读不误的话，那么这个钦察部落BRKWA就是玉理伯里的讹写。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提一下一件值得引起我国学者重视的史实，那就是印度北部德里算端国的开国之君，及其国最初几个算端都是玉理伯里人。德里算端国的开国君主亦里脱脱迷失(Iltutmish—按《伊斯兰百科全书》作Iletmish)一二一一—一二三六年在位。按术扎尼记载，他出自突厥斯坦之玉理伯里(Ilbarī)家族，其父为玉理伯里之伊利汗[115]。手下有众多的亲属、族人和随从[116]。阎复《纪绩碑》称，玉理伯里地宜马，当地富人有马至万匹者，可为映证。术扎尼接着说，在亦里脱脱迷失不到十岁时，其亲属出于忌妒，把他骗卖给商人，几经周折，最后被带到印度德里，当时的加兹尼王朝将领忽都不丁·爱·匍(Kutb al-Din Ay beg)买下了他，使之成为护兵[117]，这大致发生在十二世纪八十年代。由此推算，亦里脱脱迷失离开玉理伯里的时间，当在大约十年前，即十二世纪七十年代，恰好在我们推算的伯岳吾氏夺取玉理伯里氏统治权的时间之后。术扎尼未提到亦里脱脱迷失的氏族。其父亲的称号“伊利汗”在突厥语中义为“臣服之汗”。术扎尼书的英译者拉弗梯在一条注释中说，有些作者称亦里脱脱迷失的父亲“是突厥斯坦玉理伯里部族分枝中的一个小群之首领”[118]。这个情况与“伊利汗”的称号是一致的。我推测，亦里脱脱迷失家族可能是玉理伯里的土著，在亦里脱脱迷失诞生前不久，被后来者伯岳吾氏土土哈家族所臣服。国外几乎所有研究德里苏丹国历史的学者，在言及亦里脱脱迷失从中亚西北方遥远的玉理伯里部落流落印度的经历时，均未考虑到玉理伯里部落内部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

玉理伯里部落与德里算端国的关系并不止于此，蒙古将领速不台为征讨蔑儿乞，攻击玉理伯里部后，许多玉理伯里人被迫逃离故土。据术扎尼记载，玉理伯里部的统辖一万户人家的Abar汗的后代中，也有人流落到中亚，后来被上述德里算端开国君主亦里脱脱迷失买下，成为御前奴隶，最后成为德里算端国的算端[119]。玉理伯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部落，统治一万户的汗，大约只能是土土哈家族的祖先。所以这些被亦里脱脱迷失所买下的，出自玉理伯里贵族世家后来成为德里算端的人，很可能是土土哈这一枝伯岳吾氏的同族人。特别是，术扎尼提到的上述Abar汗，如果我们把他设想为土土哈家族祖先序列中的某一位的话，那么亦纳思是最为合适的了。因为他正是速不台攻击玉理伯里部时的在位汗。而且，Aba这个字，在波斯文中只要把音点移动、增减一下，就可能成为Inaz。所以尽管伯希和、韩百诗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已讨论了亦纳思这个名字复原的种种可能[120]，但笔者仍打算把术扎尼提到的Abar汗看作Inaz这个名字的讹写形式，并据此认为亦纳思的原音可能是Inaz。



十四、Yemek伯岳吾与玉理伯里伯岳吾关系辨



Yemek部与玉理伯里部中的伯岳吾人的异同，几乎是任何一位研究者都会考虑的问题。尽管葛尔迪齐提到，从鞑怛人中分离出来，加入 Kimäk的七个氏族中，有一个叫做钦察[121]。但这只表示，大约在十一世纪以前，钦察人曾一度臣属过Kimäk。笔者在本文第九节《Yemek部中的伯岳吾氏》已表示，不打算辨析这个困扰学者多年的Yemek、钦察和康里的区别问题，所以这里讨论的，只是Yemek和玉理伯里人中的伯岳吾氏。

在本文第九节中，我们已经提到，术扎尼把Yemek伯岳吾氏部长敞史之女忒俚蹇哈屯，说成为钦察汗之女。如果说，这条史料表明了Yemek与钦察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钦察”与玉理伯里又是什么关系？许多人未注意到，术扎尼在其书的结尾处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直截了当地把玉理伯里与Yemek挂起钩来。

“致宇宙之主、伟大的汗，

他是玉理伯里之汗和Yemek之沙（按沙为伊朗语，指国君）。”[122]按照这两句诗，Yemek与玉理伯里这两个名词应该指的是同一个部落！

志费尼书中也有两条被伯希和认为与玉理伯里有关系的材料。志费尼在其中一处写道az lashkar-i  sultān ūrāniyān ka ham…，“在（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算端的军队中有ūrān种人，他们也……”[123]。在另一处，志费尼又写道：aghlab-i lashkar-i ū jamā‘tr turkān budand az khail khweshān-i mādarash ka īshānrā ūrāniyān khwandandī,“他（按指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大多数军队是突厥部队，乃其母亲的亲族的骑兵，人们称之为ūrān-种”[124]。志费尼书波斯文本的校订者在上述两处页下注曰，他所据的几个抄本中，ūrān-iyān(ūrān种人)分别有ūrān?ān、ūrātiyān和ūīrātiyān等几种异写形式。

巴托尔德已经注意到ūrān这个部落，他在《突厥斯坦》中说，法合鲁丁·马尔瓦鲁地(Fakhr ad-Din Marwarrūdī)所提到的突厥部落名称中有ūrān[125]。因手头无其书，只得暂置不论。

伯希和及韩百诗把ūrān这个部名与玉理伯里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个部名的原始读法也许应为ūrbaliyān（按这个词最后-yān为波斯语以元音结尾的有生命名词的复数后缀），即术扎尼书中albarī（玉理伯里）这个词中-l-和-r-两个舌尖辅音相互换位以后的形式。这种辅音l和r换位的现象，在穆斯林史籍拼写突厥语词汇时，偶而可以见得。例如在塔拔里编年史中，kǔrsul＝突厥语kül-chor（阙啜）[126] 。如果伯希和、韩百诗的这一假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不仅能确定汉文史料中的玉耳伯里、稳儿伯里在穆斯林史料（志费尼书）中的对应形式ǔrbäli，而且说明玉理伯里人被志费尼视为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后忒俚蹇哈屯的同族，换句话说，土土哈与忒俚蹇哈屯应出于同一支伯岳吾人。或者意味着，忒俚蹇哈屯的父亲敞失应与土土哈的祖先曲年或唆未纳有某种关系。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本文第十三节《玉理伯里小考》所引述的术扎尼的记载中， Yemek和玉理伯里是两个相提并论的部落。这说明术扎尼本人在使用Yemek和玉理伯里这两个名称时，含义并不固定，有时前后相互矛盾。也说明并非所有的史料都支持伯希和、韩百诗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对Yemek与玉理伯里部中的伯岳吾氏的关系作一个明确的结论是困难的，下面我们将作一些推测性描述。



十五、康里部中的伯岳吾氏



康里，突厥语Qanqli，义为车。学者几乎一致同意，它可能就是汉文史料中的“高车”的突厥语原名。有关康里部中的伯岳吾人的材料，与蒙古、Yemek和玉理伯里诸部中的伯岳吾氏一样，首见于蒙古时代文献。

多桑断言Yemek部为康里的一个分枝[127]，故将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之妃与其母后忒俚蹇哈屯都说成是康里人。笔者在本文第九节《Yemek部中的伯岳吾氏》一段中，曾引述《扎兰丁传》称忒俚蹇哈屯是Yemek伯岳吾人的记载，又引述了志费尼关于忒俚寒蹇哈屯是康里突厥人的记述和阿布·哈齐附和的意见。多桑上述论断所根据的大致就是这些资料。笔者还提到吾师韩儒林曾徵引《扎兰丁传》，说忒俚蹇哈屯属康里伯岳吾氏。查《扎兰丁传》，其中并无康里伯岳吾之说。估计吾师韩儒林在引据《扎兰丁传》时，曾联想到志费尼和阿布·哈齐的上述记载。可失哈里的字典中虽然没有出现康里这个部名，但他却说康里是Yemek部中一位显贵的名字[128]。如果我们把这个首领的名称，理解成以他为首的部落的名字，那么在十一世纪中叶以前，康里曾是Yemek的一个属部。康里的名称早已存在，《唐会要》记诸番马印一节中，有康曷利，即此部。将这几条材料汇集起来，我们看出，关于康里部中存在伯岳吾氏，与前述Yemek部中存在伯岳吾氏的论点，所依据的穆斯林史料是同一组。这样，我们就必须先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1、如果我们如本文第九节论证时所取的态度那样，认定《扎兰丁传》关于忒俚蹇哈屯的族属的记载之可靠程度，高于志费尼和阿布·哈齐关于她是康里人的说法，那么在实际上就否定了依据穆斯林史料研究康里伯岳吾氏的可能性。

2、如果我们把康里看作是Yemek的同义词，则又与本文第十三节《玉理伯里小考》中引用的术扎尼把康里和Yemek相并提的记载有些矛盾。

所以我们应该绕开穆斯林史料，而开始讨论汉文史料中关于康里伯岳吾氏的记载。

目前我们在元代汉文史料中，所发现的元代入居汉地的康里人中有两枝伯岳吾氏，一个是也速答儿家族，另一个是斡罗思家族：这两个家族在《元史》中都有传。

《也速▲儿传》曰：“也速▲儿，康里人，伯牙兀〔氏〕，太祖时率众来归”[129]。在《也速▲儿传》之外，《元史》另有《艾貌传》[130]。屠寄在《蒙兀儿史纪》卷一五五《色目氏族》中已指出，《艾貌传》与《也速▲儿传》重复。伯希和、韩百诗也同意屠寄的看法[131]。布来特施耐德在《中世纪研究》中简单介绍了《元史》各色目人传，但作者未能发现上述二传重复的问题[132]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亦未在校勘记中提及上述诸家的观点，似不妥。

《艾貌传》云：“艾貌拔都，康里氏。”屠寄以为，这里的拔都即蒙古语中常见的称号ba’atur（把阿秃儿），义为勇士。伯希和、韩百诗为使上述二传文字一致，却倾向于认为拔都为拔〔要〕都〔伯岳歹〕之省略形式，就是说，他们认为原文应为：“艾貌，拔要都康里氏。”毫无疑问，伯、韩二氏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伯岳歹这个名称有元代汉文文献中从未写作拔要。尽管上述两传重复，艾貌无疑为康里伯岳吾氏，但亦无需牵强附会地把“拔都”硬解释成是“拔要都”的省略。

《也速▲儿传》与《艾貌传》之所本，为程矩夫之《伯牙乌公墓碑》[133]，其文曰：“杭里，幙北旧国也，伯牙乌氏，国中右族也。太祖圣武皇帝初定四方，杭里内附，伯牙乌氏亦内徙。有爱伯者，来居济阴。”屠寄在其书《色目氏族》中称康里之酋为巴牙兀氏，肯定是本于程矩夫的上述记载。不过“国中右族”，是指康里部内的世家大姓，并无康里的汗族也是伯岳吾氏的意思。从这层意义上说，屠寄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

《元史·斡罗思传》云“斡罗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国初款附，为庄圣太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妃唆鲁禾帖尼）牧官”[134]。近代以来，史家读此传时，多将注意力放在“哈失伯要”上。布来特施耐德把“哈失伯要”标点为“哈失，伯要”，并训伯要为伯岳吾[135]。屠寄的看法相同，认为，哈失伯要乃“缀名于氏，并称之也。伯要，即伯牙兀异译”[136]，伯希和、韩百诗亦把此句译为Qashi(ou Qash?)le Bayau〔t〕，即“哈失，伯要氏”[137]。唯中华书局《元史》校点本在“哈失”与“伯要”之间不点断，亦不在校勘记中注明诸家的观点，笔者以为，上述诸位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斡罗思乃康里伯岳吾氏。



十六、关于伯岳吾氏的思考



以上我们已经用了不少篇幅来讨论伯岳吾氏的问题。韩儒林师针对上个世纪法国学者乌达在翻译、注释《扎兰丁传》时，将忒俚蹇哈屯所出之伯岳吾氏，与蒙古伯岳吾部混为一谈的错误，指出《史集·部族志》把伯岳吾列为多儿勒斤蒙古，乃指蒙古伯岳吾，而蒙古部族之分类未可施之于康里人。十三世蒙古部落与突厥、钦察二部皆有伯岳吾氏，名称虽同，种属迴异[138]。儒林师此议意在纠正前人不区别不同伯岳吾氏间之差别的错误。而今本文重点在于寻求各枝伯岳吾人迁移的历史足迹，故可从另一个角度入手讨论。

由于伯岳吾的名称来源于蒙古语“富”这个词的蒙古语复数形式，所以Yemek等西方突厥部落中的伯岳吾氏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突厥氏族，它们一定与东方的其他蒙古人有某种联系。本文前面几节将传统的钦察伯岳吾的概念分解，根据史书的记载，建立玉理伯里伯岳吾氏和Yemek伯岳吾氏的概念。在各种伯岳吾人中，玉理伯里与Yemek两部居地相近。本文第十四节业已说明，此二部中的伯岳吾人之间有密切关系。根据土土哈家族碑传资料，玉理伯里伯岳吾氏来自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如果我们排除土土哈家族以外，另有一支伯岳吾人犭虫立地迁入Yemek部，与玉理伯里伯岳吾为邻这种历史偶然性的话，那么玉理伯里伯岳吾人和Yemek伯岳吾人更可能在早先是同一枝西迁的伯岳吾人。从Yemek伯岳吾部长敞史嫁女忒俚蹇哈屯予花剌子模沙Täkish（一一七二—一二○○）的史实判断，敞史应是十二世纪下半叶人，他活动的年代当在一一七○—一一八○年之间。看来这一枝伯岳吾人在Yemek定居的年代早于土土哈家族开始统治玉理伯里的时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这支来自折连川按答罕山的部族，西迁后首先进入Yemek，然后一部分人离开Yemek进入玉理伯里，夺取当地的统治权。进入玉理伯里的是土土哈家族，留在Yemek的是敞史家族。这也许就是穆斯林史家有时混淆Yemek与玉理伯里的原因。

至于康里人中的伯岳吾氏，我们还很难判断他们究竟与蒙古伯岳吾氏，还是与玉理伯里（或Yemek）伯岳吾氏关系更密切些。从程矩夫《伯牙乌公墓碑》称康里为幙北旧族，以及《元史·海蓝伯传》所记载的克烈部中的康里人看，康里人中的伯岳吾氏可能与蒙古伯岳吾部有关。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则我们可以设想，最初的伯岳吾人可能有两枝，一枝是蒙古伯岳吾，另一枝是折连川按答罕山伯岳吾。这两支伯岳吾人之间可能有两种关系：1.分别出自不同的祖先。由于伯岳吾的名称来自一个极普通的蒙古语词汇“伯颜”（富），所以不同的蒙古部落都有可能犭虫立地采用这个词作为自己的部名。这样的话，蒙古伯岳吾与折连川按答罕山伯岳吾同名只是出于偶然。另一个可能性是这两枝伯岳吾人都来自同一个时代的额儿古纳·昆的伯岳吾氏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蒙古伯岳吾氏与折连川伯岳吾氏之间的分离，也许在成吉思汗之第十三世祖朶奔蔑儿干时代以前（辽初）已经发生。因为在《元朝秘史》中所出现的用孩子与朶奔伯颜交换                                              鹿肉的伯岳吾人和后来参加成吉思汗十三翼之战的伯岳吾氏，都只是蒙古伯岳吾氏。《元朝秘史》闭口不言其他各枝伯岳吾氏，这反映出草原蒙古人与其融入突厥部落和同族之间，因地理距离增加而关系淡化的趋向，总之伯岳吾人的起源应在东方，它们融入突厥部落的历史，是蒙古、达旦人向西迁移过程中的几个片断。



十七、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公元九世纪以后，见诸文献记载的浑(Qun)、 Qay（奚？）、达旦和折连川按答罕山伯岳吾等部落西迁史事的详细探讨，试图论证达旦、蒙古诸部向西迁移运动，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和相当广阔的地域上不断发生的。诸突厥、蒙古部落的被迫或自发的迁移是分散的行动，并无固定的目的地和明确的路线，但有一个总的大致趋向一自东向西。

由于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建立，蒙古人直接接触了汉地高度的文明，并扩张到遥远的西方，蒙古人还创立了自己的文字，这些因素使得蒙古时代汉文和非汉文史料中有关北方及中亚民族的记载特别丰富，这些记载成了目前的研究的基础。仅从辽朝灭亡到成吉思汗兴起的八十余年中，除了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土土哈家族折连川按答罕伯岳吾氏的迁移外，史料中明确提到的还有：耶律大石率部自漠北西迁垂河流域，建立西辽；十二世纪下半叶王罕在克烈部内讧时逃奔西辽；成吉思汗灭克烈后王罕之子桑昆率残众逃入龟兹；成吉思汗灭乃蛮后，乃蛮残部溃入西辽境，屈出律勾结花剌子模篡夺西辽皇位；蔑儿乞贵族霍都越也儿的石河，进入玉理伯里等数次。足见这类大小规模不等的游牧部落西迁运动，历史上必定发生过多次，只不过许多未见于文献记载而已。

形成这种西迁浪潮的原因是什么呢？稍作分析，便可发现，在亚洲大陆东部，南方是大片宜农地区，与之相邻的北方是辽阔的蒙古草原。在宜农地区发展起来的汉地文明，是一个稳定的实体。蒙古草原优良的载畜条件与汉地长期以来对其地产生的巨大政治、文化影响和压力相结合，使蒙古草原一再成为强大游牧行国的摇篮。而在亚洲东部之西，无论是农耕地区还是草原，长期缺乏强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对蒙古草原来说，其效果就就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东西方所受压力不均衡。这样历史上就出现了：

1、              由于汉地经济、军事力量强盛，压迫草原行国，迫其抛离故土西迁，例如北匈奴 西迁。

2、              蒙古草原以东的受农耕文化影响，而本身又与游牧民族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强大起来，南迫汉地，北掠诸邻，致使诸部西迁。契丹的兴起造成例如浑(Qun)和Qay（奚？）族的迁移。女真勃兴引起的耶律大石西迁也可大致归入这一类。

3、              蒙古草原的行国强大起来，其邻族或降或逃。出逃者如大月氏、乌孙、回鹘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游牧民族受武力压迫而引起的迁移外，天灾或其他原因也会引起游牧民为寻找牧场而迁移，例如Kimäk部落中的鞑怛人。

由于西方所受压力较小，所以这些迁移多数是向西的。虽然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公元八四○年回鹘西迁所造成的漠北、中亚突厥、达旦部落，为争取生存空间而产生的迁移。但达旦、蒙古部落迁移的时间上限，并不是公元八四○年。有些学者提出，唐代铁勒诸部中的骨利干部，就是后来蒙古时代的豁里蒙古部落。尽管骨利干和豁里这两个名称之间的勘同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并不妨碍人们考虑，在唐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已有鞑怛、蒙古部落沿今色楞格河下游及贝加尔湖南岸，向今唐努山方向迁移。由此再向前推，汉魏时代东胡系统的鲜卑、柔然先后占据蒙古草原的历史，也应置于我们勾画的背景图象之中。匈牙利的K·Czcglédy在其长文《从东方到西方；欧亚游牧民迁移的时代》，[139]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本文所论述的时代之前）和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考察了这种游牧民从东向西的迁移运动，尽管文中某些观点可以商榷，这种建筑在精细的局部研究之上的历史中观乃至宏观眼光，无疑也应用于观察达旦、蒙古部落的西迁运动。

分析近千年来欧亚联接地带游牧部落自东向西迁移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操蒙古语的达旦，蒙古部落逐渐占据蒙古草原的历史。成吉思汗所出的这一支唐代居于望建河（今额古纳河）的蒙古部，迁移到三河之源，只是我们上面所概述的许多游牧部落类似运动组成的链锁中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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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jass.com/ls/content/2009-07/30/content_964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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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记载，1013年蒙古语族阻卜为避免辽国打击，退到额尔齐斯河，辽军西进，阻卜部落继续西进进入喀喇汗王朝境内。这是蒙古语族西进大规模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