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国家如何赶超先进国家（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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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国家如何赶超先进国家（转贴）
　　
　　后进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在初始阶段必须采用计划经济模式.
　　为什么呢?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最初都很弱小,如果采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怎么竞争得过西方列强经历了几百发展的雄厚工业呢!你让五六岁小儿到自由竞技场上与泰森较量看看.
　　所以落后国家要指望民族工业在与强大的外国资本较量中自发成长,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旧中国的民族工业仅仅在一战时期有较快增长,因为那时欧洲列强忙于大战,顾不上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近代历史已经证明,落后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必须依靠国家力量,而不能依靠私人力量,也就是必须采用计划经济模式,由国家集中财力投资工业,扶持工业成长.等到民族工业工业已经充分壮大后,才可以转为市场经济,去与外国资本竞争.
　　
　　计划经济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主义,如苏联和中国;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如德国和日本.近代实现了在工业规模上赶超英法美列强的,只有这四个国家.而社会主义要比国家资本主义更好,表现在:一是工业发展速度更快,如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速度至今没有国家能够超过;二是能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到目前全世界能够建立犭虫立完整工业体系的仅有美苏中三国.
　　
　　后进国家在采用计划经济模式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艰苦的积累过程,必须压缩国民的消费水平,将大量资金投到工业领域.日本从明治维新起,足足用了一百年才实现了赶超.日本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国民生活水平仍然是很低的,因此有很多人移居到南美洲谋生.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也是集中力量建设工业的原因.上海在战后30年里外观没有大的变化,因为那个时代它的财政收入都用来支援大三线的工业建设,没有钱建设高楼大厦,所以外观没有香港变化快.
　　
　　当然有些地小人少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不走这条路,而利用自己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国家的优势,搞些边边角角的东西.发达国家造机床,它们造玩具;发达国家造飞机,它们造儿童单车.发达国家赚大钱,它们赚小钱.如邻近西欧的芬兰,邻近日本的韩国,台湾等.由于它们人口少,也可以达到小富,但永远只能是二流国家,而且经济基础非常脆弱,经不起风吹草动.比如,芬兰在其贸易对象苏联解体后一度陷入困境;亚洲四小龙在金融风暴冲击下损失惨重,都说明了这一点.
　　后进国家采用计划经济模式赶超西方强国的过程,虽然非常艰苦,但一旦实现了这种赶超,就是英法美那样的世界头等富强国家.苏联本来已经实现了赶超,但由于它始终将强大的工业集中在军工生产方面,没有转为民用,所以人民生活还不富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面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工业企业卖给私人,这些私人担心俄共重新上台执政,因此财产到手后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赶紧转移国外,结果导致苏联原先强大的工业基础七零八碎,无法发挥工业强国的作用,人民生活水平也就一落千丈.这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不过靠出卖石油和天燃气而已.
　　
　　所以说,后进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必须在初始阶段采用计划经济模式,但还必须提到一条,就是强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因为工业化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工人.当在工业规模和技术方面实现了赶超后,再转为市场经济.
　　
　　懂得了这个道理,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贫穷,因为它们没有采用计划经济和推广国民义务教育.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就是这样.那种认为1949年后中国如果由蒋介石执政会发展更好的观点,是最大的无知和谬误!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在当今的某些人颇有市场.
　　
　　中国留日学生钟庆早先也持这种观点,对毛泽东持否定态度,但他到日本学习经济后,弄清了日本成长为世界头等富国的奥秘,于是从反毛派变成坚定的拥毛派,热情歌颂'毛泽东时代背后是伟大的工业革命'.他用'愚蠢小猪'网名创作的涮盘子读书系列丛书,透彻地讲明了这些道理.该书去年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被誉为'2005年第一经济雄文'.目前此书已经公开出版.
　　
　　
　　第二课 战后中国与日本并不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过去曾经有许多人认为,战后日本发展的速度超过中国.日本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国家的,起点与中国一样.1949年,中日两国的GDP相同,而1980年中国GDP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到1985年更降为五分之一.
　　
　　首先要说明,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并没有炸成一片废墟,它的工业基本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二战时,美英起初大力轰炸德国城市,企图用这种恐怖手段动摇德国民心士气,但德意志民族十分强悍,美英轰炸的效果恰得其反,反激起德国民众同仇敌忾.因此美英很快放弃了轰炸城市,而集中力量轰炸德国的工业,企图摧毁德国的战时生产,但是德国工厂得到良好的隐藏和保护,美英的轰炸仍然无效.1944年是美英轰炸最猛烈的一年,而这年德国的战时生产反而达到了高峰,光坦克和强击火炮就生产了三万多辆,是1941年的6倍.美英在轰炸德国工业失败后,转而猛烈轰炸德国的铁路交通系统,这才打中了德国的要害,使其工业生产因缺乏原材料而急剧下降.
　　据联邦德国战后公布,二战时德国工业因盟军的轰炸共损失了12%(右派们请记住这个数字,可不是你们想象的百分之百).而日本防卫厅公布,二战中盟军的轰炸导致日本国民财富损失三分之一(同样不是百分之百).还要说一下:西方并不认同日本公布的数字,他们认为日本人为了减少战后赔偿,而有意夸大自己的损失.1945年7月,日本工业共生产了1000架作战飞机,而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只有700架.这充分说明日本工业基本上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此外更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的大量技术人才没有在战争中遭到多大损失,这是比工业设备更重要的财富.如果一个工厂被炸毁了,只要技术人才在,银行(这里比喻美国)又肯贷款,在短时间内就可重建.相反,你把一个农村(这里比喻中国)建设成工厂看看,光是人才的培养就需要很长时间.
　　
　　战后西德和日本都得到美国大力扶助.美国向西德提供了一百亿美元的援助,数额与二战时对苏联的军援相同(西方战后一直宣传美国一百亿美元的军援对苏联打败德国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几乎是免费为日本提供了大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简单等于用美国机器和技术重建了日本工业,大大缩短了日本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由此可见,新中国是在比日本远为不利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经济建设的.
　　
　　第三课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日本要快
　　
　　其次要说明,虽然战后日本的建设条件远比新中国要好,但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建设成就远比日本要大.因为中国几乎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在短短二十多年内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大国.198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已经接近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 肯尼迪的名著 ).这还是按照美元来计算,而不是按照实物量来计算的.由于中国物价比西方低得多,因此用美元来计算中国的GDP,会使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被大大低估.所谓1980年日本GDP超过中国4倍,就是因为日本物价高过中国六七倍而计算出的错误结果.
　　
　　目前,日本GDP按照美元计算是中国的二三倍,可是日本物价与西方一样,高于中国八至十倍甚至十几倍(视不同的商品).因此如果中国经济真要比西方比较,必须按照相同的物价来比较,也就是用'实际购买力'来比较(用'平价购买力'比较并不恰当).我们将目前中国的GDP2.2万亿美元乘以8,得到的结果是16万亿美元,这已经超过了美国的GDP,更不用说日本的GDP.
　　
　　我们再看看实物量.苏联在鼎盛时期的1988年,钢铁总产量达到1.6亿吨,美国和日本的钢产量至今也未能超过这一数字,而2005年中国的钢产量达到3.5亿吨,超过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三国的总和,更超过日本3倍.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大大超过了美国.而到'十一五'计划完成时,中美之间的工业总产量差距还要进一步拉大,届时中国的钢铁总产量将达到5亿吨,超过美国5倍.只要中国实现在科技方面赶超美国,美国很快就要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由此可见,所谓日本和四小龙战后的发展比中国快,是由于它们的物价比较高,因此计算出来的GDP和人均GDP较高而已,只不过是纸面的东西.到过台湾和韩国的中国人都知道,它们的城市建设非常落后,民众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如中国的广东,浙江和山东等沿海省份.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明真相,错误地以为它们的民众生活水平比中国大陆高很多.建议大家用百度搜索'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韩国',里面有许多相同标题但内容不同的文章,从多角度介绍了韩国的情况.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目前韩国的真实情况比之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简直就是天大的差距

henanhujaa

衡量真正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是人均钢材累计消费量，这个指标是很有趣的。。。

henanhujaa

以钢铁为例，中国钢铁累计消费总量到2008年底达45亿吨，日本到2008年底为47亿吨，而美国在1988年钢铁积累量就已达60亿吨，这还不包括美国大量进口产品所带有的钢材消费量。

中国钢铁人均累积量要达到美国或日本当前的发达水平，在美日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的累积总量还要增加近10倍，以中国当前的钢铁产量也需要七八十年的生产过程。

henanhujaa

对于任何一个人口高于一千万的国家来说，首先要做到汽车年产量至少是一百万，然后这个产量至少保持十年，这样才能够在人均汽车消费量的水平上达到西德1975年或者日本1980年的水平。

守护者

除了这篇文章前面对主人公先入为主的评断还有一些私货，后面的内容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尤其是这句话，我觉得可以说明斯大林和毛泽东是超越很多人的导师是起主导作用的导师吧。但是不要把他两神话了。两个人本就是唯物主义论者。


“政治领袖是不能超越时代的，而导师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我觉得毛是teacher。……许多人觉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觉得英雄才是主导性的，人民是基础性的。我更多的是从历史高度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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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获得邓小平南巡消息后“非常失望甚至绝望”


原题：韩德强 毛是Teacher

他怀念小时候的美好时代。而这个美好时代，“真的是毛泽东造就的。”“看到中国灾难越来越深重又无力解决的时候，看到无数人的命运绑在资本主义战车上，对毛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9月26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一直在抑制自己的颤抖。“我一向容忍，今后还会继续容忍。”他在声明和采访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但9月18日这天，在北京保钓游彳亍中，他没有抑制住。

这位认为“信仰当然高于法律”的、“和谐社会理论”早期倡导者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扇了一位老者的耳光，理由是“污蔑开国领袖”。

“毛主席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跟穆罕默德（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一样的。”温文尔雅、说话慢声细语的韩德强这样解释他愤怒的由来。“忍无可忍，不能再忍！”随着音调拔高，他颤抖得更加显著。

副教授打人

2012年9月18日，受钓鱼岛事件驱动，示威游彳亍队伍朝日本驻华大使馆走来。

下午4点多，韩德强加入“河北固安县的一支五、六百人的游彳亍队伍”里，他看见“农民兄弟们打着毛主席的画像，一遍遍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钓鱼岛’”。

游彳亍结束后，韩看到有两个年轻人打着一幅床单，上书“毛主席，我们想念你”，便上前与他们交流。此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想个屁”，回头看，是一名老者。

“正在诧异，这个老头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咒骂毛主席。”对此，韩德强暴跳如雷：“在此时此地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内应！”两个年龄相差三四十岁的愤怒异见者在街头扭打起来。

“我就上去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回手打落了我的眼镜，我的左眉角也被他打出血。”后来再次见到，韩“又上去扇了他一记耳光。他想还手，被周围的人拦住了”。

在第二天的声明中，韩德强说自己“一向反对打人，一向主张和平说理”，但遇到“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犯了法的，我认罪伏法，但绝不认错”，“ 我的言行，我自己负责。我不鼓励别人效仿”。

一周后，我们在北航办公室与他谈。他为我们沏茶，并让自己的一名本科生在座——“这是更好的带学生的方法”。

他不愿复述老者的话。“在所有污言秽语之外，他有一句话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抗日，日本人就是毛泽东引进来的’。这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说话吗？毛泽东是个抗日的民族英雄！”

自打上小学之后，这个成绩一直优秀的好学生从来没以暴力的方式对待过人，也没有被暴力对待过。“这还是第一次，当然，打的不是人，打的是汉奸。”

在这场互殴中，韩额头留下一个伤口，比伤口显著的是他的愤怒。

“耳光是面子。打耳光是冲着他思想去的。如果是仇恨，我就直接往他下部踹了。没有仇恨，其实就是对他的道理表示强烈的愤怒。”韩说。

“毛主席以及他领导的长征，在我看来就是基督教里那个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的先知。没这样一个人物，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入侵面前是没有能力抵抗的，被瓜分被统治的对象。”按这个逻辑，“你骂毛主席，你就是汉奸！”

泥瓦匠儿子的信仰

今年4月10日，本刊记者与韩德强副教授有过一次交流，那次他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9月采访形成补充。

从小，韩德强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疑惑的孩子。1980年上初中，“突然发现分数变得很重要，其他不重要了”。

初二学政治课，比较枯燥乏味，就是念报纸。当时韩对政治不太感兴趣，身为班长的他就低头做自己的事。其他同学不服，班主任说“什么时候你成绩好也可以看小说”。韩强烈感受到社会风气的变化：怎么以成绩的“一好”代替了“三好”？

他开始疑惑——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纲领、以“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要方式、以“助人为乐”为幸福源泉的小学教育与“成绩至上”的初中形成强烈对抗。

毛去世两年前，韩德强进入小学，这6年教育几乎铸就他至今的价值观基石。

他至今仍记得，小学时的自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经过豆腐店拿到豆渣之后去班级的自留地上喂小兔子。

“特别美好”的生活还包括帮助孤寡老人、五保户等挑水、劈柴。老人们感激、夸奖，社会风气单纯，这一切都让韩觉得，“这样一种团结互助的人生，就叫‘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实我感觉到我个人的人生阅历、智慧，大部分是来自劳动的智慧，来自帮助他人的经历，而不是来自大学教育，……就是来自中小学。”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高中生韩德强认认真真地看完了这个决定，看到里面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用人们的物质利益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被震动了。

“我从小接受的理念，说人民的积极性来自于革命，来自于为人民服务，来自于向焦裕禄向雷锋学习……后来说这个动力不足，还得物质刺激……我就想，要是当初林彪也是要物质刺激才能调动积极性，他早就跳槽到蒋介石那里当师长、军长去了，干嘛在山沟沟里打游击啊？……如果说物质刺激是人的本性，……那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中国革命史给否定了。”


冲突催生探求。

“我就想，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出的，我此前接受的教育也是党中央教育的，同一个党中央讲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究竟谁错了？我就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下决心去研究社会问题。”

韩小时候的理想是学高能物理，“要为国家开发更好的能源”。后来因为要思考社会问题解决困惑，理工科学生的他选择了最接近文科的专业——管理工程。

他读书，与同学辩论。在观念激烈变革的年代，韩觉得自己“逆潮流”。大学毕业前夕，他每天骑车去天安门看一眼，关心时政，但觉得那时候风起云涌的思潮与自己的理想不一致。他一直想找对方阵营的领袖辩论，也贴过怀疑“全盘西化”的大字报，但很快就被撕掉了。

“左派和右派，只要是真诚的，相互差异小一些。差异最大的，是关心派和不关心派。很多右派是从左派变异过去的。”

困惑持续到1989年大学毕业。韩说，那时候，他在“逻辑”上想明白了。“我们可以搞有市场的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计划那一部分，必须是要以为人民服务作动力的。这个社会需要两个价值体系。那普通人，他可以自利的；但干部队伍，就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

1991年底，韩把自己的长文《中国向何处去》寄给了所有省委书记以及学校领导。不久后，邓公南巡，韩仿佛听到自己的理想摔碎在地上。

“非常失望，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

除了政治气候，他也察觉到社会风气的改变。人们不再关心政治。作为泥瓦匠的父亲也劝他：学门手艺，好好谋生。

可谁又能逃开政治呢？

韩的父母分别是木业和竹业合作社的工人，韩父拿着泥瓦匠和会计两份工资。“四清”退赔时交出800元，“结婚钱没了”。

1975年，韩父帮邻居盖房子，小腿摔断，却被别人“揪资本主义尾巴”。韩德强说，两次政治运动对父亲的打击非常大，“政治上与毛主席结仇”。但通过与他讨论，父亲“慢慢明白了，毛的方针不是针对他这种人的，只是被基层的干部利用了，打击报复。其实他的遭遇暴露出的问题，恰恰是毛要解决的”。

农村包产到户后，韩父加入包工队，月工资600元，是普通工资的10倍。韩父“非常感谢邓小平的政策”。韩德强也承认，自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有受益者就有失意者，想想那些被强征土地的农民……文章为何没有提）

“但我个人不认为个人得益国家必然得益。我当时就不赞成‘猫论’，觉得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原则。”韩说。“我们从小就真的是从帮助孤寡老人开始（抛弃个人利益）的啊！这个经历就让我从来都不是以个人的得失来观察这个世界的。”

他怀念小时候的美好时代。而这个美好时代，“真的是毛泽东造就的。”

“看到中国灾难越来越深重又无力解决的时候，看到无数人的命运绑在资本主义战车上，对毛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他虔诚地认为：“政治领袖是不能超越时代的，而导师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我觉得毛是teacher。……许多人觉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觉得英雄才是主导性的，人民是基础性的。我更多的是从历史高度思考问题。”

“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作为受益者，韩德强大学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系副书记、校学生处副处长，短短5年，成为北航“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负责全校思想政治工作，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位置。后来不想干了，体会到体制内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我陷入里边就死定了，失去自己的思想和锋芒。”他选择回到教研室，行政级别“自动取消了呗”。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一个普通教师。”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研究员”，北航官网上他的职称是“副教授”。“副”字罩在这个绍兴人头顶超过十年。

脱离行政体系后，他选择另一种方式进行改变世界的尝试。2003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乌有之乡”，被认为是“带有政治左翼与毛泽东思想色彩的中国政经评论网站”。

“乌有之乡”的名字是韩拟的。当时想注册“乌托邦”，工商局不同意。立刻改为现名。批准。

“‘乌有之乡’就是不现实，我承认我这个人就是不现实。但是不现实的人，我们做做梦还不行吗？就这个梦，就叫‘乌有之乡’。”

韩说，他的梦就体现在“乌有之乡”纲领性4句话上：“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

可就在这个由他拟定纲领的网站上，“我这个声音，会被批评成小资产阶级的纲领。……要知道，‘乌托邦’是被马克思批判的，那叫‘空想社会主义’，我用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调子，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调子……”

“如果乌有之乡是非主流，我是非主流里的非主流。”作为网站发起人之一，他在这里没有“一官半职”。

他一方面认为，网站引起世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很有成果”；另一方面，他也想，“世界太大了，我能改变啥？我只能改变一些人的一些思想。”

“书生意气，也是一种生活方法。”他说。

这位1967年出生、有着博士学位的书生，现在在北航教授《企业战略》和《管理学》两门课程。据他说，“掌掴老人”事件对他的教学没有任何影响。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既有儒家，又有美国；既有《心态决定命运》，也有《英汉医学辞典》。

“给人看病的道理啊，跟给社会看病的道理很相似。中国的传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它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他说。

他教授管理学课程的时候，“总和学生们讲，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者是谁？是不是毛泽东？”

redfeather

这二笔玩意是在给计划经济中国特色找借口，可你也不应该说德国和日本靠计划经济发展起来，这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风大掀起你的小裙摆摆，让你露底露大发了，作者有裸露癖啊

henanhujaa

这二笔玩意是在给计划经济中国特色找借口，可你也不应该说德国和日本靠计划经济发展起来，这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风大掀起你的小裙摆摆，让你露底露大发了，作者有裸露癖啊
redfeather 发表于 2012-10-15 22:27

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德国和日本都是真正的计划经济，货真价实的计划经济，计划程度完全不低于三十年代的苏联。

henanhujaa

苏联自赫鲁晓夫之后，就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了，在赫鲁晓夫时期，更多的是拍脑子工程，拍脑子项目。

德国和日本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

henanhujaa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论德国“一战”期间的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
         
任晓伟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3期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一战”期间，德国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战时计划经济。参照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列宁开始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初制度设计。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起的过程中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内涵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一战”；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列宁；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1； 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7) 03-0064-07

　　在目前关于高度集权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研究中，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照抄照搬；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反映。无论上述哪一种观点都忽视了两个具体的重要环节，一是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二是“一战”期间德国建立的历史上第一个“被隔绝的战时计划资本主义经济”[1](p415)。这两个环节相互结合在一起，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背景，后者则进一步扩大了前者的分化，使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开始现实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战”期间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起的过程中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内涵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

　　“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设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不分历史条件地把这一思想确立为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1893年5月，恩格斯在与一个法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2](pp628-629)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试图把“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最终规律”，作为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预定看法”。对于19世纪后期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并没有在对“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理解上形成分歧。人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细致安排所代替”[3](p210)。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化，人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跟着出现了分化。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在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门各路英雄正忙着大斗资本主义之际，大家忙碌热烈已极，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取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4](p567)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心开始向自由主义偏移，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计划问题上的细微变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两种状态， 经济上，社会主义是“走向合作制社会制度的运动或者合作制社会制度的状态”；政治上，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主义”[5](p145、p200)。由于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修正主义”的理解，包括“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思想在内的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蓝图开始变形，只要是“为社会生产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至于这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种社会生产是不是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核心，这些问题似乎已经过时了。相反，“另一种远景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景向我们指出的是工人的日常斗争和工人在数量上、在一般社会势力上、在政治影响上的增长”，其中包括工人“作为参加国家和经济管理的因素的能力和活动的加强”[6](p318、P358)。在伯恩斯坦所代表的修正学派的理论逻辑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开始向抽象的“社会性”偏斜。比较而言，考茨基这一时期并没有明确地设想过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需要充分的社会化和计划，但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考茨基的认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二是认为货币经济不会很快消失，作为一种流通手段，货币在更好 的替代品被发现之前是必不可少的[7](pp365-366)。考茨基的存在着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

　　如果说，在这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形，那么，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二者却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的党纲在表述未来社会的经济蓝图时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一经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 压迫的人们。”[8](p36)1906年，列宁第一次把关于“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概括为“社会化的计划经济”这一概念，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使用：“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9](p124)“社会化的计划经济”这一概念坚持并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经典设想，但这一时期列宁关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 的认识是在一种抽象的层面上进行的，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实践意义。这正如布哈林后来所说的，革命前“我们在谈论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时候，根本没有具体地考虑过这些问题”[10](p63)。但是，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历史和政治信念无疑已经植入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之中了，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理论上一个鲜明的特征。但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却是“完全独特的、使西欧和中欧的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陌生的特征”[11](p61)。

二、“一战”期间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

　　如果说， 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对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还是隐性的，那么，在面对“一战”期间德国建立的战时计划经济时，这一认识上的分化就开始显性化和进一步扩大。

　　19世纪70年代后，德国走上了一条国家主导下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高度资本集中和垄断以及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政治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工业化道路。在这种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支撑下，“一战”期间的德国很快就建立起了同一时期的英法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完备的战时计划经济。

　　1914年8月8日，德国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原料管理处”，前者负责分配政府订货和管理军需生产，后者下属59个军需公司，专门管理征集和分配各种工业原料，把重要原料和货物优先给予垄断组织。“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在分配稀缺原材料方面便需要研究出一套系统性的优先顺序的标准，从而迫使人们要有某种程度的先行思考，也就是要对未来的消费结构作出某种计划性的安排。”[12](p270)除了对生产需求的计划外，由于战争造成的普遍饥荒①，德国先后建立起了战时粮食公司、中央饲料局、中央马铃薯局、战时动植物油脂管理局、中央水果蔬菜局、战时粮食局、帝国谷物局、帝国服装局等机构，这样就把人们基本的消费需求也纳入了政府计划管理的轨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计划机构。对此列宁曾高度评价说，德国“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13](p254)。

　　战时德国能够把基本生产和消费逐渐纳入计划管理之中，其“经济基础”在于对企业和劳动力的政府管制。1915年，德国通过了一个卡特尔化法律，进一步促进了战时德国主要工业经济垄断组织的发展，强化了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制的手段。1916年德国颁布了《兴登堡纲领》，规定劳动力不能随意流动，一切工业生产必须首先服从军事需要，从而为战时计划机构的运转提供了必需的前提条件。对企业和劳动力的控制，一定程度上已经使经济发展脱离开了市场利润的导向，转而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生产。与其他主要国家的战时经济一样，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最初也是出于战时的临时需要，但是在这种需要中最终发展出国家控制经济的一种新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确立起了政府对经济的支配作用，使经济服从于国家特定的政治意志。由此，德国战时计划经济最终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发展特征，成为国家管制下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发源地。虽然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但战时德国的计划经济却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的认识出现了分化，因此在面对“一战”期间德国建立的战时计划经济时，他们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考茨基坚持否认这里面有任何可以向社会主义引申的因素。1918年3月，考茨基在一篇探讨过渡经济的文章中认为，过渡时期有两种意义，一是从战争状态到和平状态的过渡，一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对考茨基来说，能提上日程的只是第一种意义上的过渡经济，“从理论上探讨第二种意义即较复杂意义上的过渡经济，目前还为时过早，尽管它对于我们西欧来说也可能不久就具有实践的意义”[14](p251)。1919年，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鲍威尔也在一篇论著中否认在战时经济的基础上有进行计划经济尝试的可能：“如果政府管理了所有 的企业，它的权力势必超过人民的权力和人民代表机构的权力，政府权力这样的增长，对民主制度可能是一种危险。”[11](p76)但对列宁来说，问题却截然不同，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架起了通往社会主义的经济桥梁。霍布斯鲍姆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多少师法德国在1914-1918年期间实行的战时计划经济。”[15](p65)其实这不是“多少师法”的问题，在20世纪初关于计划经济的认识出现分化的背景下，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扩大这种分化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联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开始把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设想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选择结合在一起。

　　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对列宁产生了非同寻常的重要影响。首先，支撑德国战时计划经济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根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共保存了1915-1916年间的20本笔记和其他一些札记，从这些材料的题目上看，直接与德国经济有关的大约是23份，而直接与英国有关的大约是9份，法国是7份，美国是6份，俄国为5份。这在一定程度上客 观表明了反映德国经济发展的材料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同样，如果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文中的主要材料进行统计，可以看到，在该书最重要的前五部分中(生产集中和垄断，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列宁引用的反映德国经济和德国资产阶级学者观点的材料大约是33处，而同样的数字美国大约为11处，英国大约为4处，法国大约为6处。这同样说明，反映德国经济的材料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是其他材料无法相比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直接就是对德国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研究。当然在列宁看来，德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特殊性，“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16](p336)。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这种材料状况，一方面如同列宁本人所说的，是出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与大战开始后列宁心目中的一个深层疑问有关，即如何解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战争中对国际主义的背叛。英国历史学家多纳德·萨苏认为，当时“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号召工人进行普遍罢工来反对战争，那么，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将不会采取如此好战的立场”[17](p29)。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来解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成为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任务。帝国主义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超额垄断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16](p416)。因此“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变成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 者”[18](p74)。在列宁看来，这就是大战开始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深层原因。这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把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形式所具有的历史特点提升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带上了鲜明的德国特殊历史背景的烙印。

　　其次，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直接的体制参照。列宁在很多情况下把对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程度的论证，放置到对德国战时经济的审视上。“在德国，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由一个机构领导6600万人的经济生活，由一个机构组织6600万人的国民经济。”[18](p249)列宁对德国战时计划经济的认识中，蕴含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现代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已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点恰恰已为战争所证明，因为在战争期间，为了集中人民的力量，不得不由一个中央机关来调节5000多万人的全部经济生活。既然这一点能够在代表少数金融大王利益的一小撮容克贵族的领导下做到，那一定同样也能够在代表受饥饿和战争折磨的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觉悟工人的领导下做到。”[18](pp348-349)在列宁看来，包括德国在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不自觉地实行了“实际上业已成熟的 迫切革命措施”[13](p53)。这些措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为自己开辟出来的一条历史道路。因此，列宁激烈地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学者试图把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的观点。里塞尔在1910年出版的《德国大银行及其集中》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德国生产和银行业的集中状况，但里塞尔并不认为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他说：“社会主义者所预测的集中运动的另一个后果，即最终将导致他们所希望的和应当在‘未来的国家’内实现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后果，在德国并没有实现，今后也未必能实现。”列宁把里塞尔称作“资产阶级的白痴”，因为“单是德意志银行就有945亿马克的周转额，它与一个由12家银行构成的集团有联系，支配着十亿马克的资本，它吞并了52家银行，在德国有116个分行、存款部及其他机构，——在120家工商业公司的监事会中占有席位，等等。这还不是社会化!!!!!!”[19](pp401-402)。罗伯特·伯夫曼也在1915年出版的《战争是不是使我们接近社会主义?》一书中反对关于战争促进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战时实行的税收、垄断、面包配给制，所有这一切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外。对于伯夫曼的这一观点，列宁认为这“都是些庸俗的反对社会主义的道 理”[19](p837)。根据德国战时计划经济的蓝本，十月革命前列宁初步构建起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突显出了俄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参照，这种参照点主要聚集在强迫辛迪加化，普遍的劳动义务制与国家对经济的监督和调节这几个方面。

　　1917年9月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针对在实现了银行国有化和辛迪加国有化后未来的经济组织管理问题，列宁写道：“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13](p251)对于劳动力的问题，列宁则认为：“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13](p267)在大战形成的条件下，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带有活生生历史内容的问题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是从对国民经济“反动官僚的调节”向“革命民主的调节”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因此，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从而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成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13](p199、p202)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反驳“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国家政权”的责难中再次强调：“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如果建立起来这样一个新的国家组织，“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13](p300、p297)。显然，在列宁对国家集中行动作用的强调中鲜明，地体现出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中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对经济力量的主导作用②。

　　归纳前面的论述，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对列宁的影响是双重的。首先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影响，即列宁不是从经济发展模式的一般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高度来理解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战时计划经济的建立，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熟到可以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根据，由此列宁把德国和俄国比喻为“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13](p526)。其次是体制意义上的影响，在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中体现出来的以国家力量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蓝图设计提供了直接的体制性依据。列宁以德国战时计划经济为原型，描绘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设想[20](pp107-111)，无论从后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是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中，这一设想的支撑作用都很明显。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对后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具有历史原点性的制度影响。

三、正确认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历史原点的理论意义

　　从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分化的理论背景下看，完全有理由把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看作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正确认识这一“历史原点”对于理解社会主义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从德国的战时计划经 济到后来的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再到斯大林模式下的计划经济，并不是历史发展中的偶然，而是一个具有内在历史逻辑的体制运动，因此，决不能仅从经典文本来解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如同计划经济的确立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过程一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也是一个具有自身内在历史和逻辑自恰性的完整制度变迁过程。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非历史的文本性认识，会直接导致对市场经济改革的非历史主义理解。

　　第二，“有计划的社会生产”这一思想尽管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原初的思想背景，但无论在历史还是逻辑上它却都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直接原点，因此后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衰落中走向改革，并不能证实这一思想的无效性。实质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生产的“计划性”并不是矛盾的。

　　第三，从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对列宁的双重影响来看，不管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计划经济中政治内涵的比重远远大于经济内涵，这一点在后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运行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可以说，它构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内在的本质性特点。苏东国家在长期的经济改革中正是忽视了这一特点，导致改革成为一种内卷化的周期运动，即体制效率的下降推动着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谋取经济效率的技术性工具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但市场经济本身却是一种社会政治关系，当市场经济在扩展的过程中对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冲击时，在集权性旧体制的反压下，市场化的改革也就停止了，“从而使得体制在其权力结构发生微小变化的情况下获得了稳定”[21](p199)。长期的周期性改革使改革的效益递减，改革的成本递增，改革的空间缩小，最终苏东国家丧失了领导市场化改革的政治能力。这表明，对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机的政治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能够走多远，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政治改革能够走多远。

　　参考文献：

　　[1]《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德]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

　　[4][英]艾·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德]爱·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

　　[6]《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

　　[7][英]霍华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8]《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9]《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

　　[12][意]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

　　[15][英]艾·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Donald Sassoon，One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New York：The New Press，1996·

　　[18]《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0]薛汉伟、王建民：《制度设计与变迁——从马克思到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匈]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李济时)

　　注释：

　　①1914-1918年间，德国共有75万人饿死(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仅1918年死于饥饿、疾病的德国人就有293000人(Stephen J·Lee， Imperial German，1871-1918， p·111·)

　　②对国家作用的强调与这一时期列宁对国家消亡的理解形成了明显的不一致，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含义出现了多重性。关于这一点可参Ralph Miliband，Lenin’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Jeremy Jennings (ed·)，Socialism，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Vol·2， Routledge， 2003·

henanhujaa

以德国的家电零售业为例，今天德国最大的三家连锁家电超市分别是MEDIA-MARKT，SATURN和PRO-MARKT，这三家垄断了全德国家电零售95%以上的市场份额。

最有意思的是，MEDIA-MARKT和SATURN都是德国METRO集团下属的企业，而PRO-MARKT则是德国REWE集团的企业。

因此，METRO和REWE两家财团就垄断了全德国95%的家电零售。如此之高的垄断程度，即便是70年代中国农村的消费合作社都也是达不到这个水平。

henanhujaa

芬兰在其贸易对象苏联解体后一度陷入困境;
icooltop 发表于 2012-10-15 19:29

芬兰其实就是苏联的香港，在战后巴统会时期，它是苏联同西方做生意最重要的渠道

icooltop

6# redfeather

美国也深知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两者相互取长补短弥补原来缺陷，能释放出难以想象的经济发展潜力，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的经验，日本和韩国经济奇迹都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这段话不是我写的，只是别人的一篇文章的一小节。
请仔细考量一下各种利害关系，不要那么着急就把“计划经济”一棒子打死！

守护者

【摩罗按 韩德强这篇《入世十年：中国化入全球》，最近在网上颇有影响，许多网站纷纷转载。我直到今天才拜读。虽然很多具体观点我难于赞成，有些说法似乎尖刻了一些，对国人选择今天的发展道路、选择加入世贸组织的苦衷体谅得少了一些，对其正面作用认可得颇不充分。但是，韩德强此文在整体上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问题的揭示，是甚为深刻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无论是当初的社会政治状况，还是今天的实际影响，的确都不单纯是经济行为，而是一种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综合行为。今天的中国，应该承认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当的正面效用，更应该看到这种选择给中国政治、精神文化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做到一边继续利用甚至扩大世贸组织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正面效用，一边还得抵制并克服它给中国政治、精神文化带来的根本性的负面影响？真正有出息的知识分子，恐怕应该在这方面多多努力。韩德强《入世十年：中国化入全球》一文，正是致力于此种努力的思想成果，所以我认为值得特别重视。】

入世十年：中国化入全球

韩德强

十年前，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开始化入全球。

化入全球，往好了说，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往坏了说，是中国失去了技术主权、产业主权、经济主权、金融主权，成为“世界打工厂”。

  先往好了说。一些人论证，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则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有了保障。既然中国为美国打工，为发达国家打工，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打中国？中国失去的主权交给了美国，中美之间就不再存在主权之争，中国的国家安全就可以交给美国来保障，中国的南海石油通道安全就可以让美国的航空母舰来维护。中国省下国防经费，就可以专注国内秩序维护，军队可以大量转化为武装警察。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有美国当全球警察，我们只要遵守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那就可以享受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我们总是相信“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战略机遇期哪来的？还不是因为我们交出了主权才换来的？反过来说，当初中美之间为什么紧张对立？当初中国为什么要把国防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还不是因为我们太强调自己的主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太在意自己的国家主权了！结果，搞得四面树敌，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搞战备。所以，放弃主权换得和平，放弃主权换得经济繁荣，那怕是打工型的繁荣，也是值得的。

  再往坏了说。放弃主权换取和平，这就是当年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才换来的国家主权，怎能放弃？今日世界，仍然是民族国家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服从的是弱肉强食的规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世界和平。美国这个世界警察，昨天打伊拉克、阿富汗，今天打利比亚、叙利亚，明天会不会打伊朗、中国？八十年代，美国支持伊拉克打伊朗。两伊战争刚结束，美国又纵容伊拉克打科威特。伊拉克以为这是对自己替美国打伊朗的奖赏，兴冲冲发兵科威特。结果，美国突然翻脸，借什么维护国际正义之名，将伊拉克团团围住，定向轰炸，顷刻之间，伊拉克街头血肉横飞。伊拉克认输了，美国总该摆手吧。不！又制裁伊拉克十几年，造成伊拉克食品短缺，营养不良，饥荒四起。这还不算完，又以什么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二度轰炸巴格达，绞死萨达姆。

  中国有长期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鸦片战争期间，美国还并不强大，也没替英国出力，却要“利益均沾”，瓜分中国市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美国参战，更加咄咄逼人。用庚子赔款一部分建清华、北大，开始在中国培植亲美势力，意在以华治华。“九一八”事变，美国乐观其成，确保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故伎重演，初则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直到养虎成患，才被迫参战。战争结束之际，为夺取战后日本的占领权，不惜在广岛、长崎投入原子弹。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消灭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包围，甚至不惜发动侵朝战争、侵越战争，继续武装蒋介石盘踞台湾，分裂中国，并支持印度挑衅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交一边倒向美国，曲承美国旨意，逐渐放弃越来越多的技术、产业、经济、金融主权，总该赢得美国的欢心了吧？不！东边有美日安保同盟，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东南方向，美国对台军售不断升级，美菲南海军事演习，美国支持越南侵犯中国南海海域，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建有军事同盟；西南方向，美国继续支持印度挑衅中国，入侵并占领阿富汗。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将美国看成是一个善良的山姆大叔，免费保护世界和平，维护世界正义，将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还有比这更幼稚、更可笑的吗？

目前，美国的确还没有对中国动武，但是，这决不是靠美国的善意，而是靠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原子弹和洲际弹导导弹。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是靠中国放弃主权换来的，而是中国勒紧裤腰带干出来的；是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打赢了抗美援越战争，打赢了中印边境战，打出来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害怕国际战争，越来越依靠进口技术搞国防，随着中国内部汉奸越来越多，中国军队越来越腐败，这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就快到结束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国发展与繁荣的基石。新中国建国之初，一穷二白，起点极低。技术和经济增长服从正反馈逻辑，起点越低，积累越少，发展越慢。正如人类社会，旧石器时代化去了200多万年，1万多年前才进入新石器时代，3千年前左右才进入青铜器时代，2千多年前进入铁器时代，2百多年前才进入工业革命时代，20多年前才有手机，2年前手机才进入3G时代。因此，新中国前30年工业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3.6%，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先重工、后轻工，经济发展速度快，而生活水平改善较慢。前30年的高增长，最重要的成就是发展出一个犭虫立完整的技术和工业体系，用30年的时间接近了西方国家近200年技术积累的成就。没有这30年的技术积累、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哪怕想招商引资都很困难。

  因此，说那些“以主权换和平”论者幼稚可笑，这是善意推断。如果恶意推断，则这些人无疑是美国在华的“特洛伊木马”、“第五纵队”、“汉奸”、“带路党”。

  遗憾的是，这些“第五纵队”仗着西方的支持，仗着在西方留学、发表文章的经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挥着重要影响。他们将中国犭虫立自主取得的成就贬低得一无是处，他们将改革开放的功劳都记在西方的帐上。他们用西方舶来的理论指点中国的经济政策，诱导成长中的中国企业提前与跨国公司竞争，使跨国公司在中国横行无阻，以合资、独资或控股的方式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制造业，使中国犭虫立完整的技术和工业体系完全瓦解，使中国企业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低附加值、低利润环节，使中国并不丰富的资源为西方提供廉价货物，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成为全球食物链上的血汗劳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形成了一个依附于西方的庞大的买办阶层。这个买办阶层不仅限于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还包括为外资企业提供交通、通讯、能源服务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包括为外资企业培养技术与管理人才的高等院校，甚至包括设计招商引资政策的政府官员。在这个买办阶层周围，还形成了为跨国公司提供本土配套零部件业务的中小企业阶层，以及为外向型经济提供餐饮、住宿、娱乐甚至色情服务的第三产业。最后，则是出现了服务于这个外向型经济的畸形的房地产业。

这个买办经济正是当下中国发展与繁荣的实质与核心。看上去，各大城市发展起来了，繁荣起来了。高速公路修起来了，高速铁路建起来了，漂亮的候机楼出现了。看热闹的看GDP的总量，看流光溢彩的世博会，看电影电视上的俊男倩女。看门道的人会问，这一切是为谁服务的？谁来付出成本？以什么为代价？前途是什么？

  这一问，天怒地震。最不好听的说法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发当世财。

吃祖宗饭，是指祖宗留下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大同至秦皇岛的重载铁路线上，去年运量达4亿吨。铁路部门欢呼自己的成就，但这其实是高效率地将中国的煤炭资源极其廉价输出给日本，这是中国吃祖宗饭的最典型事件。稍隐蔽些的是，用中国的煤炭、石油和劳动力等资源，加工服装、玩具、打火机、箱包，源源不断地、极其廉价地销往世界各地，换回来的是外汇却可能被美元贬值一笔勾销。祖宗留下的社会资源，主要是指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数量庞大的青壮年劳动力，一支优秀而廉价的工程师、技术骨干队伍，一支逐渐腐败而还能有效调度的干部队伍、经理队伍。特别重要的还有相对统一完整的中央政权，可以提供大范围、强控制的社会稳定。但这一切，都是会被逐渐消耗的。消耗过程也服从正反馈规律，初期缓慢腐蚀，后期加速崩溃。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目前正于处加速消耗，接近崩溃边缘的状态。

  祖宗饭吃光，子孙路自然断绝。都知道中国人均资源不丰富，但却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都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但核心技术却垄断在跨国公司手中。都知道计划生育过分了，一个孩子养不起六个老人，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未见松动。都知道美元贬值是大势，却还在继续增持美元。都知道房价高得离谱，但开发商、银行、地方政府还在一心推高房价。都知道两极分化已经超过美国，但权钱勾结仍然大潮汹涌。都知道转基因主粮可能是灭绝中国的巨大阴谋，但农业部还拒不认错，甘心为国际生物巨头当鹰犬。都知道跨国公司不是中国企业，但科技部、商务部、发改委仍然将中国境内的企业一律视为中国企业。都知道政府采购是保护民族产业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有关部门仍然大力宣传推进政府采购国际化、透明化。都知道银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贱买中国的金融体系，但国务院还是发文件要求各大银行的改制必须让国际大银行收购股权。这种情形说明一个基本事实：早在入世之前，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可以操纵政策；入世之后，更达到可以随心所欲支配中国的地步。

  可悲的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媒体引导还是民间自欺，中国的大多数人还浑浑噩噩，蒙在鼓里。（本坛小清新及一部分被洗脑者尤其如此）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形呢？最深层的原因恐怕是社会的高度细分化、复杂化，作为个人，无法看到全局，明辨方向，更不容易看清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于是，跟着潮流走，跟着感觉走，跟着日常生活的细节走，就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实际选择。只要家里的自行车能变成摩托车，黑白电视能变成彩色电视，衣服不再需要缝缝补补，哪怕失去了某些政治权利，哪怕东风刮成了西风，甚至迷迷糊糊当了“天皇的顺民”，也都可以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左右两派都不理解群众，都高估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有许多群众看不懂社会在发生什么变化。在一个细分化、复杂化的社会里做主人，实在太难。那么多个主人都要做主，势必相互争吵，甚至形成派性武斗。所以，大多数人“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厌恶争论，成为“不争论”方针的群众基础。

  民主最适合的是日内瓦式的小国寡民社会。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众民的社会，还要与一个更广阔的国际社会打交道，必须要有能够替民做主的高瞻远瞩的领导集团。然而，文革结束以后，“猫论”流行，领导层信心不足，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社会。一切依靠西方，一切相信西方，一切引进西方，一切照搬西方。结果，重演二十世纪初的一幕，西方老师总是欺侮东方学生。学习的结果是，中国的市场被西方占领，中国的资源为西方服务，中国的技术被西方摧毁，中国的文化被西方败坏。

领导层转变潮流，普通人追随潮流。舆论号召“一切向钱看”，迫使人把耳朵支起来、眼睛瞪大了，发现一切可以赚钱的机会。结果发现，最大的发财机会是当买办。引进技术，招商引资，进口商品，走私香烟、汽车，当外资白领，出国考察，等等，凡是与洋人打交道的行业都商机无限。只要有钱赚，何不当买办？且做弄潮儿，头带开放冠。谁骂我汉奸？他是僵化派。西方我师爷，双赢挣大钱。

  在这个意义上，加入世贸组织只是这个潮流的必然走向。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就已经在大踏步地转变为“外向型经济”，以大进大出、招商引资、加入国际大循环为荣。加入世贸组织，只是使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进程变得不可逆转。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块头太大，天生不适合做殖民地经济。一旦13亿人为世界打工，发达国家的工人将会失去工作。跨国公司和大财团从中受益，但西方国家内部却分裂了。工人感到被出卖了，他们的福利被侵蚀了，工会被瓦解了，找工作越来越难了，工资越来越低了。他们把怒火都发泄到中国工人头上，认为是中国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不希望中国成为世界打工厂。2005年以后，中国遭到强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出口日益困难。至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长期贸易顺差转为逆差。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债台高筑，失业率不断攀升，居高不下。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进程让整个世界两极分化。

  但是，中国已经在殖民经济的路上走得太远了，形成了强大的动力惯性和思维惯性。各地还在继续搞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鼓励出口。银行业还在搞金融创新，建金融街、金融城

redfeather

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德国和日本都是真正的计划经济，货真价实的计划经济，计划程度完全不低于三十年代的苏联。
henanhujaa 发表于 2012-10-15 23:07

乌兰

我对于你只有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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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篇的感叹号

henanhujaa

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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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feather 发表于 2012-10-16 20:36

有机会了出来看看吧，不要再在国内接受那些经过国内修改过的二手信息了

国内你能够接受到的那些二手信息同这里所直接接触到的第一手的信息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redfeather

6# redfeather  

美国也深知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两者相互取长补短弥补原来缺陷，能释放出难以想象的经济发展潜力，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的经验，日本和韩国经济奇迹都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这段话不是我 ...
icooltop 发表于 2012-10-16 14:36

人为干预经济不能笼统的归结为计划经济，政府存在本能就是干预，只要政府存在就会有干预，不管什么领域，经济更是如此

我认为整个社会资本流向由某组织主导，那就是计划经济，反之就是市场经济


当然达到多少算主导 是个需要商讨的问题

redfeather

有机会了出来看看吧，不要再在国内接受那些经过国内修改过的二手信息了

国内你能够接受到的那些二手信息同这里所直接接触到的第一手的信息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henanhujaa 发表于 2012-10-16 20:48

外国流行德国和日本是计划经济这说法？ 哈哈哈

henanhujaa

人为干预经济不能笼统的归结为计划经济，政府存在本能就是干预，只要政府存在就会有干预，不管什么领域，经济更是如此

我认为整个社会资本流向由某组织主导，那就是计划经济，反之就是市场经济


当然达 ...
redfeather 发表于 2012-10-16 20:58

如果是按照你的这个定义的话，那么德国和日本就更是计划经济了。

比如说，整个德国超过95%的家电销售由三家公司来垄断，站在这三家公司背后的财团更少，只有两家。

再比如说，整个德国的汽车生产完全由七到八家公司完成（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欧宝、德国福特、MAN），如果按照更细致一点的市场划分，那么生产大型公共汽车的公司只有两家（奔驰，MAN），生产大型载重卡车的公司只有两家（奔驰，MAN），生产摩托车的公司只有一家（宝马），生产高档豪华跑车的公司只有四家（保时捷、奔驰、宝马、大众）。在大众财团控股了保时捷之后，整个德国的汽车生产超过80%的其实主要是由奔驰、宝马、大众三家所决定的。

还比如说，整个德国的电力供应主要是由四家公司所完成，它们分别是rwe enbw eon vattenfall，而且哪些州是哪个公司的地盘也都划分好了的。

henanhujaa

过去整个德国的基础化工产品生产主要由一家大公司所垄断，就是法本化学公司。那个时候，从染料到阿司匹林，从化肥到炸药，从电木到硫酸，这家公司垄断了全德国90%以上化学品的生产。

在战后，法本化学公司作为“战犯企业”被拆分，拆成了AGFA， BASF和BAYER以及HOECHST这四家。


还需要更多的例子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即便是法本被拆分后所形成的这四家，它们在市场定位上也是不同的，类似于保时捷从来不造卡车，大众从来不造公共汽车，奥迪从来不造摩托车，德国福特从来不造拖拉机和农用车那样，这四家在化工品市场上也都是自己的地盘，很少冲突。

henanhujaa

过去在法本化学公司时期，法本公司在德国所起到的作用，就类似于苏联30年代或者中国60年代的化工部。

今天的这些工业大国，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之后，真正的大头项目，统统都是严密的计划，而且他们所做的计划之严密程度恐怕比苏联30年代还要更细致。

就给你一句话，类似于SAP这样的软件公司出现在德国，绝对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