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孙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3期
【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将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式解决各民族之间的问题。然而，在对待犹太民族问题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东欧，总体上采取的是对犹太人打压的政策。对犹太民族政策的失误，可以说是苏东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政策失误的典型。本文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为切入点，揭示波兰犹太民族政策的背景、特点、原因及其影响。
【关键词】波兰；反犹主义；民族政策；民族问题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8) 02-0085-07
【作者简介】杨友孙，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西财经大学西方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民族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将以如下方式解决民族问题：一方面，坚持平等的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坚持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和民族团结的观点。简言之，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列宁深知沙皇俄国时期存在的民族不平等，民族压迫、大国沙文主义等问题，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十分重视苏联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问题，大力反对大民族主义。对大俄罗斯主义和沙文主义，列宁还特别强调：“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1]然而，从苏联建立的那天开始，民族问题始终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不仅民族不平等，民族矛盾广泛存在，而且还继续存在着民族斗争和民族迫害，甚至还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民族屠杀。犹太人，这个曾经在俄罗斯、东欧国家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民族，始终未能融入主体民族及享受与主体民族同样的待遇，而是不断受到各种歧视、迫害和驱逐，即使在崇尚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苏东社会主义时期，也同样未能避免这种命运。而在社会主义波兰，犹太人的命运尤其悲惨。
二战前，波兰是苏东国家中犹太人最多和最集中的国家。由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疯狂屠杀等原因，波兰犹太人从战前的350万，下降到1944年波兰解放时的6—8万[2]，存活率约为1·7%—2·3%，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3]。从解放到1945年，大约有20万犹太人从苏联返回波兰，因此1945年波兰犹太人的数量在25万左右。40年代后期，大量犹太人逃离波兰，到50年代初只剩下8万左右[4]。此后，在1956—1958和1967—1969年期间，又出现两次规模较大的犹太人向外移民，使70年代初在波兰的犹太人只剩下6000—10000人[5]，且剩下的基本上是被同化了的中老年人。70年代后，波兰犹太人的数量仍在不断减少。因此可以说，随着1967—1969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国外，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波兰已经消失，它在波兰的千年历史宣告结束。
二战期间，波兰犹太人积极参加反纳粹斗争，为波兰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按常理推断，这些在战后存活下来的几万犹太人，理应受到格外尊重。然而事实上，尽管他们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对波兰社会和国家完全构不成任何威胁，但波兰当局仍对他们实行打压、压迫政策，反犹主义有增无减，致使犹太人被迫移民国外。70年代，在犹太民族基本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反犹主义却仍在波兰徘徊。这显然与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违背，然而却是东欧社会主义时期实实在在的历史。本文主要以波兰为例，对其犹太民族政策以及反犹主义的原因、结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同时以点带面，分析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反犹主义的一些共同原因。
二、社会主义波兰犹太民族政策的演变 从1947年波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到1990年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坍塌，其犹太民族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7年至50年代中期，执行民族平等政策阶段。
尽管冷战初期，东欧国家受到斯大林对犹太人严厉政策的影响，但这个时期东欧犹太人的处境总体上看却比苏联更为宽松和自由。5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斯兰斯基案件”虽然也牵涉到很多犹太领导人，但与苏联不同的是，东欧各国政府并没有破坏犹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太人的社区组织、拉比组织及一些研究会仍继续存在。这个特点在波兰和保加利亚表现得相对来说更为明显。
拿波兰来说， 1944年7月刚从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后，卢布林政府在其发布的“七月宣言”中，考虑到犹太人在战争中所作的贡献以及争取更多的国内、国际支持，明确提出要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指出：“遭到纳粹占领者残酷压迫的犹太人，将获得保障重建他们的生存条件，重新获得法律和事实上的平等权利。”[6]1947年，波兰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波兰非常强调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的权利，在不久后出台的波兰宪法中也规定：少数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任何对少数民族的侵犯都将受到惩罚[7]。波兰的其他一些法律条款中，也对各民族平等进行了规定。波共领导人当时十分重视犹太民族问题，针对国内出现的一些歧视犹太人现象，贝鲁特在1952年特别强调指出，要尊重犹太人的平等权利。1957年波兰出现了反犹主义的迹象，波共中央委员会也对此郑重声明反对[8]。因此在这个阶段，尽管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些反犹事件，但由于政府的积极干预，反犹主义的烈度比战前大幅度下降，反犹势力和反犹活动得到较好的遏制。
第二阶段： 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限制、打击和驱逐犹太人阶段。
1956年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后，党内指责“莫斯科派”犹太族领导人要“为斯大林的错误负责”[9]。在接下来的“非斯大林化”时期，一些犹太族领导人被解职，反犹主义成为波兰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以至于“想晋升的官员必须积极反犹”[10]。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哥穆尔卡支持犹太人迁出波兰， 1956年放松了对犹太人的移民限制， 1958年取消了犹太人的移民费，从而使上万犹太人移民国外。1958年后波兰的反犹主义愈演愈烈，政府加强了对犹太人移民、生活、工作、就业、上学的管制。尽管官方没有公开、积极地主导反犹主义，但也默许了政府下属部门和社会上的反犹行动，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反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失去了工作。到1961年，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被从安全、警察和主要军事部门赶走了。
1967年中东战争后，各种反锡安主义、反犹主义的故事和谣言四起。这年6月，哥穆尔卡和东欧其他国家一些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讨论共同反以色列以及各国国内反犹的问题。哥穆尔卡回国后召集了波兰工会代表大会，要求清除国内的援以色列力量和越来越厉害的“修正主义”。哥穆尔卡极力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反犹主义和反以主义，他说：“我们不希望我们国家存在第五纵队。”[11]
1968年3月，由于波兰政府禁止公演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名作《先人祭》，导致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进行游彳亍示威，政府出动大批警察进行武力镇压，这就是“三月事件”。三月事件之后，波兰当局和教会组织认为这是犹太人挑起的阴谋，哥穆尔卡还在3月19日的大会发言中提出要犹太人对该事件负责，政府为此号召波兰人民团结到对犹太人的斗争中去。同年11月11—16日召开的波党“五大”对三月事件进行了总结，然而会议并没有从政策上找出问题的根源，更没有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相反却把一切都归罪于“修正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1969年6月11日，波兰所有主要报纸都刊登了波兰新闻社的官方消息：“为了促进那些认为以色列比波兰好的人移民，我们引进了一种特别的简便程序。波兰新闻社被告知：这种给那些要移民以色列者办证的临时程序，有效期截止到今年9月份。”[12]尽管该消息后来被证实是虚假的，但的确使那些还没有下定决心的犹太人尽早下定了移民的决心。1967—1969年间，在政府的宣传、利诱、威胁之下，约25000名犹太人移居国外[13]。尽管在波兰还剩余几千名犹太人，但大都是些老年人，波兰犹太人的千年历史终结了。
第三阶段： 70年代初至1990年，从反犹主义到反思反犹主义。
随着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波兰的消失，犹太文化也开始在波兰人的视野内消失。犹太教堂、学校和其他固定资产被充公，犹太人的住房被分配给波兰人，官方文献中也很少提及犹太人，更不用说他们在二战中反纳粹的贡献了。在对二战受害民族进行归类时，犹太人并没有被作为一个犭虫立民族，而是归属于他们所居住国家的主体民族。波兰当局只是将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波兰民族的烈士圣地，而很少提及犹太人在这里的死亡和斗争，似乎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然而，在70年代以后的波兰，虽然没有了犹太民族，却仍存在着反犹主义。1970年12月波兰发生经济社会危机，政府再次企图将原因归结为犹太人；1976年因提高物价而导致骚乱，但安全警察仍暴打罢工者，迫使他们承认是因为接受了犹太人的报酬才这么干的[14]。
进入80年代，波兰政府的反犹立场和形象不断受到西方批评。为了树立一个好的国际形象，波兰政府放松了对犹太文化的限制。1981年，波兰犹太人贾吉尔斯基(Jagielski)成立了一个犹太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关注，有四百多个犹太遗产被确认。随着来波兰的犹太人越来越多，该组织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在1983—1984年间的纪念华沙起义40周年活动中，波兰政府和犹太人合作，举办了一些犹太文化展，受到国际各界人士关注。1986年，克拉科夫大学校长、历史学家约瑟夫·吉洛夫斯基(Josef Gierowski)组织成立了犹太研究中心，波兰天主教主教团也建立了与犹太人对话委员会。随着从国外到波兰的犹太人的逐渐增加，国内外新一代犹太人开始互相接触，他们创办刊物，成立俱乐部，学习犹太文化，举办夏令营等。在美国和以色列一些组织的资助下，一些波兰犹太人还得以去以色列旅游。因此， 80年代后期，尽管波兰仍继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反犹主义，但不少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反犹主义在波兰逐渐式微。
三、社会主义波兰反犹原因探析 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为什么仍像中世纪的西欧那样，发生大规模的反犹、屠犹、驱犹现象呢?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分析思考，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反犹主义的历史惯性。由于经济上的需要，从公元966年建国开始，波兰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对犹太人持欢迎和宽容态度。然而在13—14世纪，随着西方反犹风暴向东欧的扩展，波兰也开始出现反犹现象。波兰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屠杀犹太人事件发生在1349年，因为传说是犹太人传播了“黑死病”，所以将整个犹太人居住区都付之一炬，不少犹太人遭到屠杀[15]。此后，在1367、1454、1483和1491年，都发生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活动，且激烈程度不断升级，从1483年，在屠杀的同时还开始驱逐犹太人。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由于波兰出现了几个对犹太人相对宽容的国王，犹太人的命运有所好转。然而自17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波兰的衰落，反犹主义重新发展起来并走向疯狂。1719年波兰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波兰不少人将国家的衰落归咎于犹太人，说他们“吸光了波兰人的骨髓”[16]，对犹太人的攻击和杀戮活动也更加频繁激烈。18世纪末波兰被俄、奥、普瓜分，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怨气进一步增加，对犹太人的打击和屠杀进一步升级，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可见，波兰的反犹主义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根深蒂固，可以说，波兰已染上了“反犹病”。二战后尽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波兰社会的反犹主义情绪不可能随之在一夜间销声匿迹。
第二，苏联的影响。战后，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方面基本上追随苏联，在对犹太人政策方面也是如此。苏联对东欧犹太人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苏联对犹太人文化的压制为东欧树立了榜样。二战后，斯大林试图消灭意第绪文化，使所有犹太人聚居区的残留组织都受到破坏，同时禁止国内犹太人与国外犹太人以及西方社会接触，以避免他们与国外“帝国主义”和“锡安主义”相勾结，违者不是被处死就是被监禁。1948年11月，苏联甚至向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下手，不少犹太领导人相继被捕或失踪，犹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遭到极大破坏。赫鲁晓夫也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在他当政期间，犹太人继续受到歧视和迫害：大学对犹太人实行严格的限额制，严格控制犹太文化，犹太人学校被强制关闭，一些犹太人传统节日和活动也受到严厉限制，不遵守者将受到严厉惩罚[17]。(2)苏联一方面对本国犹太领导人进行迫害和清洗，一方面直接插手东欧内政，清除犹太领导人。50年代初，由于以色列追随美国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的加剧，斯大林掀起了新一轮的反犹、清犹运动，苏联不少犹太血统的高层官员受到控制甚至被解职。同时，苏联还策划了东欧国家对犹太领导人的审判和处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案件”。
第三，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波兰国内的政治斗争首先是“莫斯科派”犹太族领导人和“国内派”势力的斗争。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安排了一批流亡苏联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回国担任领导职务，如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波兰的贝尔曼和明兹、罗马尼亚的洛赞斯基等，他们都是犹太人，被称为“莫斯科派”。在50年代中后期的“非斯大林化”过程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派”势力大都对这些“莫斯科派”犹太领导人进行了清洗，并殃及到众多普通的犹太人。此外，在波兰，以内务部长莫查为首的集团企图推翻当权势力，篡夺波兰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从50年代末开始，莫查便开始悄悄发展个人势力，剪除异己，而他正是选择反犹主义来作为自己的攀爬之路，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同时也可以获取莫斯科的支持”[18]。因此，莫查集团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犹太人，以他为首的内务部及警察组织秘密建立犹太人档案，迫害犹太人。他们利用波兰社会广泛存在的反犹主义倾向，迫害自己的政敌，扩大自己的力量。哥穆尔卡的妻子也是犹太人，他本来在反犹问题上存在动摇，但莫查集团掀起的反犹主义一旦开始，连哥穆尔卡本人也无法制止。
第四，战后波兰经济社会危机的“替罪羊”和“解毒剂”。战后，波兰曾发生多次社会骚乱和危机。在几乎每次危机中，波兰政府都像历史上那样，将矛头指向犹太人。1968年“三月事件”，实际上是波兰人民对苏联民族主义政策不满的一次大爆发，同时也包括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盲目听从苏联“指挥棒”的不满。1970和1976年的两次危机，则是由于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等原因，使波兰经济发展越来越畸形，消费品严重不足，迫使政府对某些食品进行提价，从而导致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议和社会危机。在哥穆尔卡执政后期，对波兰社会的这些问题已有所认识，但以他为首的统一工人党不是积极解决问题，反而一再祭出反犹主义的法宝来平息社会危机。因此，犹太人几乎每次都被用来做“替罪羊”，反犹主义成为“波兰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解毒剂”[19]。
第五，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斗争也是导致社会主义波兰乃至整个苏东排犹、驱犹的重要原因，这首先是由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及其亲美政策引起的。1948年，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建立。以色列的建立虽然曾得到苏联支持，但它成立后与苏联的初衷相反，越来越表现出亲英美而远苏联的倾向[20]。1957年，以色列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更使苏联大为光火，认为这是以色列主动卖身投靠美国的行径，两国关系进一步冷淡，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双方关系达到最低点。在苏以关系变冷的同时，苏联开始积极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因此从50年代后期开始，就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支持以色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态势，这促成了苏东国家的反以、反犹立场。为此，就必然要对本国犹太人加强限制和打击，以防其“通敌”，即通西方和通以色列。此外，二战前世界犹太人的活动中心在苏联和波兰，信奉共产主义是他们的主流。战后，由于苏东大量犹太人移民美国和以色列，使美国、以色列成为世界犹太人的活动中心，信奉资本主义和西方价值观成为他们的主流。美国犹太人甚至积极参与美国当局的反共、清共运动。犹太人的这一转变，也是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不信任犹太人、反犹太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苏联的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是东欧国家反犹主义的共同外因，只是间接性原因，而反犹主义历史惯性、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和经济社会危机，则是社会主义波兰反犹主义的特殊原因，是直接内因。当然，反犹主义在波兰乃至整个苏东地区的出现，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过错，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上的失误，如没有彻底反思和改变历史上遗留的反犹主义问题、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失误，把意识形态斗争与犹太人问题相联系等。特别是在理论上，苏东共产党领导人存在“左”的倾向，认为“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不符合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21]，犹太人追求的是犹太民族的利益，而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根据他提出的民族理论，拒绝承认犹太人的民族地位，认为犹太人不具备作为一个民族的四因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一，即共同地域。在这种背景下，苏东国家的反犹主义可以说具有必然性。
(责任编辑：蒋锐)
注释：
[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2页。
[2]参见Leo Cooper,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Palgrave Publishers, 2000, p165。Cooper在其后又提到,波兰犹太人存活人口在4—8万或8—12万之间(同上, p167)。
关于波兰二战前后的犹太人口数,是一个十分难以准确计算的问题,学者们对此也有一定分歧,但不算大。Grayzel与Cooper的意见基本一致,参见Grayzel, S·:A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MentorBooks, 1968, p674。Rabinowicz的意见是, 1939年波兰犹太人为3474000, 1945年为55509,参见HarryM·Rabinowicz:The LegacyofPolishJewry,Thomsn Yoselff Publishers, 1965, p194。Hoffman认为, 1939年波兰有320万犹太人, 1946年只剩下25万,参见Charles Hoffman: the Gray Dawn:the Jews of EasternEurope in the Post- Communist Er,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245。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存活人口未包含成功逃出波兰到苏联和其他国家生存的波兰犹太人。
Cooper认为,有大约35万犹太人成功逃到了苏联和一些中立国。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存活人口的话,波兰犹太人的死亡率应在87%左右,参见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p167。但是,就算这么计算,波兰犹太人的存活率也低于其他欧洲国家。
[3]同上, p165,表8·1。以下是该表反映的欧洲各国1939和1945年的犹太人口数:罗马尼亚分别是85万、30万,存活率35·3%;匈牙利40万、20万,存活率50%;捷克斯洛伐克36万、5万,存活率13·9%;法国30万、18万,存活率60%;荷兰15万、3万,存活率20%;比利时10万、3万,存活率30%;意大利5万、2万,存活率40%;希腊7·5万、1万,存活率13·3%;波兰350万、6万—8万,存活率1·7%—2·3%。另参见Grayzel, S·:A History of the Jews,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8, p674。
[4]Charles Hoffman:the Gray Dawn: the Jews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Post - Communist Era,Harper CollinsPublishers, 1992, p256·
[5]同上, p245·
[6]Josef Banas:The Scapegoats:The Exodus ofthe Remnants ofPolishJewry,Weidenfeld and Nicolcon Ltd, 1979,p27—28·
[7]同上, p28·
[8]同上, p29—30·
[9]Leo Cooper,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p207·
[10]同上。
[11]The Scapegoats:The Exodus of the Remnants ofPolish Jewry,p87·
[12]同上, p172—173·
[13]同上, p184。
[14]同上, p213。
[15]188 Leo Cooper,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p13·
[16]同上, p22·
[17]Salo W·Baron:The RussianJew under the Czar and Soviet Union,Schochen books, New York, 1987, p290—291·
[18]The Scapegoats:The Exodus of the Remnants ofPolish Jewry, p202·
[19]Leo Cooper,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p208·
[20]具体参见杨曼苏《苏以关系发展的历程》,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
[21]Arthur Kemp:March of the Titans:a History of the White Race,Chapter61:The Suppressed Link - Jews and Communism·http: //www·stormfront·org/whitehistory/hwr61·htm· |
发表于 2012-9-24 11:2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