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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与新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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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3 07:15: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国内财经】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欲关闭 珠三角工厂大撤离   《劳动合同法》实施触发多米诺效应“世界工厂”面临转移之痛珠三角工厂大撤离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或难以为继   惠州火车站。东莞-郑州的火车来了,农民工们井然有序地登上回家的列车。随着传统密集型产业在珠三角的撤离,昔日“世界工厂”的热闹场景和...

标签: 张五常  新劳动法  
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了,其中急速增长达二十七年,发生于一个面积那么大,人口那么多,问题那么复杂而又曾经穷得那么要命的国家,绝对是人类历史奇迹。说过无数次,形势好,如果不犯大错——或没有多项小错的合并——此势也,有机会再继续二十年。这样,从各种条件衡量,物价调整后,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是十个日本。
这几年小错是增加了,尤其是在货币政策那方面。去年八月为高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那长文时,我还是审慎地乐观看中国。当时可没有想到「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后者是大错,但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该法的洋洋大观九十八条不容易阐释。我于是跟进市场的反应,得到的先兆,是灾难开始出现。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中国经改三十周年,这个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伟大改革,有很大机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而休止。
先兆者,凶兆也。在前文《再谈新劳动法》中我指出,这几年国内的底层大众的收入增长速度破了人类记录好几条街。我估计的贫苦人家的收入增长年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位知情的朋友竟然认为我是低估了。不打紧,重要的是我期望了一生的发展,终于出现。然而,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是拦腰一棍把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直线打折!不会说错,虽然农历大假将至,各行各业正在收炉,但几个月后或更长一点的日子回头看,我们会见到二○○八年一月一日左右,贫苦人家收入上升的直线有一个明显的折点,英语所谓kink是也。这是说,这上升直线会出现一个尖角形的折点。不敢说从升转降,但上升率明显折下可以肯定。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是说过目前还不能明确地阐释那新劳动法吗?正因为大家对此法还拿不准,却知道可以是大麻烦,各方君子逼着要静观其变。报章上读到的这里关门,那里炒鱿姑且不论,但老板要聘请员工的不少决定等一下,或要增加员工薪酬的不加,或加得少一点。我查询过的没有一个不这样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各行各业这样处理,正如广东人说的一起「闸住」,殃及池鱼,农民的生活改进会画上句号!农民的生活改进画上句号,经济改革也就画上句号。说实话,贫苦人家的收入走势被一棍打断,我不能肯定如果北京立刻取消新劳动法,该走势会重现。牵涉到预期的演变,经济学行内的风水先生往往不灵光。按常理推测,此新法是愈快取缔愈着数,北京的朋友还在等什么?
个人的观察,是贫苦人家的收入开始急升,大约始于二○○○年。该年国内的通缩终结,跟着是通胀微升。然而,贫苦人家的收入急升,可不是单靠通缩终结那么简单。读者要知道,要改善低下阶层的收入是非常困难的事,可遇不可求,无数的国家说了无数日子也办不到。中国八十年代成功地以承包合约把权利界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是个奇迹;九二邓老南下后退休,九四中国成功地从承包合约发展为今天的地区竞争制,是个奇迹;九十年代朱老发明的中国货币制度,是个奇迹;在严重通缩下劳力市场的合约自由,自成一家,救一救,又是奇迹。是很多奇迹的组合,促成了二○○○年通缩终结时贫苦人家的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上升。数千年一见:那是十亿以上的贫困人口,就是屡次胡说中国贫富正在两极分化的世界银行,其头头去年也直认中国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世界记录。
一棍打断这奇迹的继续,是谁之过?是谁负责的?设计或策划新劳动法的不懂经济,不奇;他们对世界各地的经验与史实没有掌握,也不奇。奇就奇在策划者对自己国家的劳动市场显得一无所知!同样奇怪的,是杀伤力一看就知道是严重的新劳动法,竟然获得北京当局通过!难道北京的经济专材真的是那么稀缺吗?不用懂经济,但为什么连直觉也没有?如果什么单凭想象的劳动法可以改善低下阶层的生活,天下何来穷人哉?蠢到死!
我的困难是作为学者,不能说假话。说真话,这些年我对北京赞的多,弹的少,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也曾经站起来拍掌。不管己见会否被接受,无奈关心溢于言表,为中国的经改奇迹感到自豪,而多年来,久不久我会以为(或误以为)北京听我说的而在偷笑。朋友,这一次,让我发牢骚吧。
既然我为新劳动法的效应作过急速的短暂调查,媒体报道之外的发展北京的朋友应该知道。因为新劳动法,好些员工众多的机构自设劳务公司,右手与左手交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应对,虽然内有机关,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无数较小的机构正在忙于设计员工手册,写得详细,务求在必要时可以找到员工痛脚,炒鱿无需补偿。这不仅增加交易费用,且会导致雇主与员工的敌对。毫无疑问,整个新劳动法是鼓励劳、资双方敌对的。发神经!须要雇用短工的行业,例如建筑,正在天旋地转,不黐线才怪。中国的劳动市场还没有独立或民营的工会,但早有「搞手」存在。这些搞手是为劳方出头,与资方斗法,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谁对谁错我不懂,但手法不一,绝不雅听。新劳动法的推出,不少「资方」恐怕「搞手」大行其道。
在前文《再谈新劳动法》中,初稿最后有一段说:如果此法真的严厉执行,国内股票再大升的日子我这个老人家恐怕见不到了。后来决定拿开这一段,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目前的地区竞争制度下,有些地区忙顾左右,彷佛没有听过该新法,其实也是静观其变,杀到门来再算吧。第二个原因更重要。那是在那九十八条中,没有一条说雇主不能减员工的薪酬(只是第四条说重要的薪酬问题要通过工会或职工代表)。如果雇主真的可以自由减薪,随时减到为祸还不大的最低工资,新劳动法的杀伤力会打个折扣。
新劳动法是要取消的。但通过了,由国家主席推出,取消恐怕不容易。如果在立法与施法的程序上不能取消,怎么办?这是个困难程度极高的问题。我想到很多方法都行不通,你道为什么?是因为在一月一日之前的旧劳动法下,国内的工厂一般都不依法而行:依法是不可以生存的(例如工人坚持要在假日开工,否则不干)。这里那里修改新法,传统的忙顾左右的弹性可能守不住。
前思后想,我认为如下的治方值得北京考虑。那是新法不改,但容许工商业机构选择(甲)、采用新劳动法,或(乙)、劳工合约完全自由。劳动市场于是有甲、乙两种机构或公司的选择存在。如果员工认为新法对他们有利,可选执行新法的机构,否则会选合约自由的。倒过来,如果老板采用自由合约的公司,不同意的员工可以另谋高就。这样分两种合约性质不同的机构或公司处理,员工的自由选择可以说清楚很多有争议性的问题。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哪种公司胜出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两种公司一起存在,我敢赌身家,自由合约公司的员工的收入一定比选择新法的上升得快!
 楼主| 发表于 2008-1-23 07:32:17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大副院长驳张五常



    日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发表了题为《新劳动法的困扰》,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劳动法的经济效应,并提出“无固定期”合同将维护懒人,更有可能让“打短工”更普遍,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反而会大幅增加失业率,“把经济搞垮”。

    张五常认为新劳动法“维护懒人”、“把经济搞垮”等观点,一时引发网友热论。

    张五常认为,无固定期合同“结果是维护懒人”。

    张五常以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任教职的经历为例,认为美国大学的终身雇佣制导致了更多“短工”的出现,他说“因为上头‘满座’,原来的计划是终身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张五常更认为新劳动法可能“搞垮经济”,他提出中国90年代经济“虽然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但经济增长保持8%,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是得益于合约自由。张五常认为“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如果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失业率逾8%恐怕是起码的了”,“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

   





张五常   

    朱善利首先向新民网反驳了张五常认为新劳动法“把经济搞垮”的定论,更不赞成“维护懒人”的说法。朱善利说,张五常的“经济搞
垮论”言过其实,虽然在新劳动法执行之初会有必然的波动,但对国民经济并不可能带来根本性影响。朱善利认为新劳动法最主要的还是在维护劳动者、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并有效规范目前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他不能接受“维护懒人”的说法。

    朱善利解释,张五常认为的新劳动法制定无固定期合同必然带来“短工”现象的普遍,并导致失业率上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学界早已存在的主流观点。朱善利说,西方国家大多不赞成“无固定期合同”的合约做法,他们都普遍认为这类做法会直接导致市场作用失效。他说,张五常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这就不难解释其“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的说法。

    朱善利认同张五常的“新劳动法将会大幅增加失业率”的说法,对张五常提出中国90年代经济“虽然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但经济增长保持8%,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是得益于合约自由的看法,也提出肯定意见。但朱善利认为,“张的4%的失业率数据是不确凿的,它只是一个有登记的数据,中国90年代的失业率远不止这个数”。(来源:新民网 喻成浩)

    张五常简介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朱善利简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产业经济学专业)。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美国伊利诺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价格与资配置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管理经济学、企业融资与治理制度经济学等。(来源:新民晚报)



    张五常:新劳动合同法“养懒人”、“搞垮经济”

  将于2008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合同”等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网上,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撰写博客反对新劳动法,认为新劳动法“维护懒人”、“把经济搞垮”,此类观点引发了网友的热论。在博客的回帖中,不少企业主大吐苦水,认为新法过于偏向劳方,企业经营成本加大,难以落实。打工者中也有不少人提出,劳动法规定过严将引发“避法潮”,难以真正保障劳方利益。

  政策解读:无固定期限合同不是“终身制”

    明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该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是否会导致用人单位的用工制度僵化?在该法施行前,用人单位能否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该法施行前后,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如何衔接?针对这些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

    张五常难道不怕把老板养成懒人吗

    “把经济搞垮”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自主知识品牌而在国际竞争中被人击垮,也不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以至于内需不足而过分依赖出口,而仅仅是因为劳动者的权利稍有增加,这倒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说法。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那欧美的经济早就被“搞挎”了,因为类似的规定早在上个世纪就出现在他们的劳动法规中了,日本还是“终身雇佣制”呢,但这并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楼主| 发表于 2008-1-23 11:05:37 | 显示全部楼层
香港人从血汗工厂榨取巨大的利润所以张五常们很不高兴,他们想永远奴役中国农民工,一旦这个基础失掉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就会很快被上海北京等城市取代,这样中国的经济中心就会北移,这有利于中西部及东北的民生发展。香港人这个群体很特别,他们的语言及各方面都很独特。他们这些年里外逢缘很是风光,但骨子里却崇洋媚外,他们在国外歧视中国人比老外更厉害。

[ 本帖最后由 habur 于 2008-1-23 11:12 编辑 ]
发表于 2008-1-23 14:21:18 | 显示全部楼层
“他们在国外歧视中国人比老外更厉害”

赞同。。。。某些香港人,的确如此
发表于 2008-1-23 15:09:11 | 显示全部楼层
温铁军 :我早就不认可所谓现代化了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对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来说,我才是怪物

人物周刊:农村和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必然走向衰败,你不认可这是讨论三农
问题的前提?

温铁军:如果把现代化当作终极目标,把发展主义当作达成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是会得出农村农业必然衰败的结论,但是如何看待发展主义大趋势下的生态灾难
?当农村和农业被破坏成“转基因”、“产业化”、“全球化”,被破坏成为了
市场而生产,为了利润而生产时,其结果会是什么?

一个例子是,农业的立体交叉污染,已经占到全部污染的一半,这些代价谁来支
付?今天的研究,都只讨论工业污染如何治理,都不研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
的农业污染,只要这种污染加剧,今天出萨斯,明天出斯萨,是不出意外的。

农村农业必然衰败、农业人口大转移、城市化工业化,都对,都符合庸俗的发展
主义的逻辑,但难道不应该反思吗?我凭什么要把现代化作为终极目标,要把发
展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只有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拼命维护它,谁提点反对意
见,就急着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利用现在的强势欺压弱势,那不算本事耶。

人物周刊:但无论怎么怀疑怎么反思,现代化、城市化都还是必然趋势,农民都
还是愿意搬到城里去住?

温铁军:不是。现代化其实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后才构建的图景,才是强势话语
,但是现代化已经产生了诸多祸害。

举个例子,朝鲜为何会出现几百万人的饥荒?不是专制问题,而是苏俄问题,是
外来因素使山地小农国家超前现代化的恶果。1980年代,苏联给他们装备了6万台
拖拉机,7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粮食人均800斤,年收入人均900美元,日子过得
相当好,比我们现代化多了,但是传统的农业技术丢掉了。

1991年苏联解体,外部供应跟不上了,出现了饥荒。这是现代化之祸的典型案例
,有谁这么分析过?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联合国请我到朝鲜做农业顾问。

现代化之祸,我看到太多了,巴西早就农业现代化了,但巴西的饥饿还是普遍的
;有谁挨家挨户和日本的破产农户交谈过?可能只有我吧。大部分学者是从美国
的书斋回到了中国的书斋,不知现实是何物。

人物周刊:让农民留在农村,唱歌跳舞、文艺建设、乡村建设,另一位三农专家
说,这是让农民“安乐死”。

温铁军: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把农民留住农村,这是杜撰出来的说法;我也从没说
过三农问题可以解决,我只是说如果政策得当,三农问题可以缓解。我认可党的
十六大以来的政策,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用看得见的手向农村返回要素。
有一次汇报,我说请问,为什么1980年代没有三农问题,1990年代逐步严重,到
新世纪愈演愈烈?因为我们盲目、极端化地推进市场经济,其结果是三大要素大
幅流出农村,土地被征占,资金被抽走,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任何领域,在
这三大要素净流失的情况下能不衰败吗?这是把市场经济当作市场主义的恶果。

搞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让三要素回流,让农民稳定在农村。有人说把资金投到上
海一年可以翻十几番,把资金投在农村一年也翻不了一个番,说你这是典型的反
市场,违反市场经济基本规律。我说是违背经济规律,但是违反只有黑板上才有
的那个经济规律。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能不这样做吗?农民已经起来打扁担了。过去没有人的家
里装铁门铁窗户,现在的刑事犯罪中,80%是流动人口犯罪。什么叫流动人口,不
就是农民工吗?所有国家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犯罪率下降,唯独本国,犯罪率和
经济同步增长,这是什么道理?你不让他们过好日子,你自己能过得好吗?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你的实验?你是否反思过自己反市场、反现代化
的立场,特别是以这个立场指导社会实践。

温铁军:别人给我诸多名号,那都是别人的命名,我不认可。我一直认为自己只
是个实验员,不停试错、证伪。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不知道,我不在他们的圈子
里,不懂为什么,可能都是假的,因为是假的,才浮躁,才激进,才要死命维护


近一百年的激进改革中,我们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习惯,动不动就
扣帽子。现在扣帽子、打棒子的普遍性,绝不亚于文化大革命。我们无非是长时
间坚持实验和观察,为什么你们就相信教科书,就不相信实验呢。你不能要求我
的实验一定要证明你的假设。我常常失败,试错。只是对那些已经意识形态化的
社会科学来说,我才是怪物。

今天的思想界混乱得很

人物周刊:多种场合,你都要带领农民喊三遍“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原
因何在?

温铁军:无论什么场合,当你大声喊出“我是人”时,内心深处便有强烈的激励
产生,不信,你也可以试试,这和唱国际歌、国歌的感受是一样的。我这样做,
是为了让所有的人恢复做人的自觉。

今天的教育是鼓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说个人利益最大化了,社会便能帕
累托改进。这是荒谬的,它从未实现过。一个社会怎能以一个荒谬的假说为指导
思想?别人反对我,骂我,大概是因为我不按这个假话做。我在上课时说,你们
不要相信弱肉强食,不要相信丛林法则,谁要信奉那一套,就不要说是我的学生


这个意义上说,最大的误解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来自地方政府,他们说凭什么
跟着你温铁军就是人了,跟着我们就不是人了?他们会以非常狭隘、偏激、敌对
的心态来理解。他们一是误会我的用意,二是担心自觉、苏醒。

人物周刊:请你重新澄清“农民”二字。

温铁军:中国农民是几千年超稳态社会结构的基础材料,从来不是个体化的,从
来都是群体化的。一旦离开群体化,便无法生存。农民是维持中华几千年文明的
历史功臣,难道他们只是生产者,只是个生产要素?仅仅把农民看作生产要素,
那是资本主义以来才有的事。

以为城市化工业化了,以为打破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超稳态结构,就能进入西方
的现代化,这是个巨大的误区。只有真正理解了“农民”的作用,才明白目前中
国主流所追求的西方“四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自由化)是最大的虚
妄。

人物周刊:乡建是惟一希望?还未乡建的农村,希望何在?

温铁军:进城就是他们的希望吗?这一希望被当作意识形态宣传了几十年,大家
可能已经默认了。

1950年代,意识形态说,苏联式的集体农庄是中国农民的希望,改革开放后又转
向美国,说美国式的大农场才是。实话说,这两块饼都不是希望。

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会出现什么情况,还得就近看看日韩。他们可是先于我
们实现了城市化、现代化。日本95%是城市人口,只剩下558万农业人口,但仍然
是小农经济,他们解决农民困境了吗?没有,反而是高补贴,农民收入50%以上是
政府补贴。

我劝你们不要被1950年代的宣传所左右,也不要被1990年代的宣传所左右,世界
上所有的大农场国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靠掠夺、靠殖民化形成的,没有一个
靠所谓市场经济机制形成的。

人物周刊:你把自己归类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

温铁军:在中国,左派、右派的概念非常混乱,年轻人盲目介入左右斗争,他们
宣称的左派可能是右派,他们宣称的右派可能是左派,以这种左右标准归类自己
,等于是认同混乱。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划分左派右派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是看谁站在劳苦
大众一边。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是左派,站在资本一边的是右派,无论是站在国
资、民资、外资哪边,都是右派。有些人很勇敢,公开宣称站在资本一边,我很
尊重他们,比那些口头上站在大众一边的,好得多。按照这个标准,我是左派。

1957年的右派,大部分不是右派,他们反映了工人、农民的疾苦,实际上是左派
。1978年,我参与158份右派档案的清理工作,一页一页看完,经常看通宵,发现
没有一个右派。何家栋和丁望都是我的忘年交,我经常问他们,你们是右派?你
们是彻彻底底的老左派。自由主义从来都是左派。但对不起,新自由主义未必是
左派,它被改造成了供右派利用的意识形态,使今天的思想界混乱得很。

人物周刊:1980年代,你服务的农村政策研究室是现代化改革的急先锋,而1990年
代后你一直反现代化、反市场,转变的根本原因?

温铁军: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实践中,我走遍了亚非拉,走遍了发展中国家,知道
现实并不是书本上说的那样;因为我没有利益要求,不依附学术强势,不替资本
说话,也不替政治集团说话。

我至今不是任何公司的这董事那董事,我也没在这投资那投资,我只有在农民合
作社有公益股,我可以坦荡告诉你,我没有利益要求。

有人说温铁军你就是个“假三农”,对不起,我拿我一半的存款支持三农事业,
你也来啊,你也拿你的一半试试。你敢这么做我就服你,你对我的什么批评我都
接受。不敢这么做,别跟我说。

糊涂的好人?

人物周刊:外界的印象中,你是和高层距离最近的“首席三农专家”,你在各种
场合也有意无意提到向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汇报过,作为学者,你希望自己和政治
之间关系如何?

温铁军:持这一印象的人完全不懂潜规则,潜规则是你必须是谁的人,才能从中
分享利益,我是谁的人?我和任何高层都没有个人关系。城头变换大王旗,任何
时候,我都是搞调查研究的,都是个实验员。

人物周刊:越悲愤、越忧国忧民地向高层汇报“三农问题”,是否越可能获取政
治资源?

温铁军: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只能说,我不知道。知
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但要搞清楚为什么悲愤。1988年我写“经济危机论”时不是遭到一顿批判吗?说
你胆敢拿资本主义才有的经济规律分析社会主义,如果不是1988年下半年出现18.6的
物价指数,谁救我?那时候我只是个小萝卜头,早被唾沫星子淹死了,这是第一
篇分析中国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文章;第一篇分析国家资本的文章,也是我写
的。

1996年,我写国际金融资本危机的文章时,很多人说温铁军你是搞农村问题的,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为什么我老是在唱衰,老在谈消极面?其实是我老早就对发
展主义的指导思想作反思了,我早就不认可所谓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了。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晏阳初、梁漱溟,是否都是糊涂的好人?

温铁军:1987年开始组建实验区办公室,在中央农研室内,有一位领导说,我们
现在的实验,将来要和1920~1930的那一拨知识分子乡村实验做比较。为什么两代
人都会选择去做乡村实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当时派了个年轻人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复印回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注意
这个事了,慢慢觉得有些相似性。1980年代定下的实验主题是组织创新、制度创
新。这个主题一直没变。当时的领导、同事对我后来做的事颇有批评,我说我只
不过一直在执行1980年代的准则,我不是设计者,我只是个跟从者,检测具体的
结果和成效。只能说现在实际操作的人少了,不是物以稀为贵,而是物以稀为怪


嗨,成王败寇而已。

他们都是改良派,改良是什么意思?就是安定乡村,避免革命。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被采访者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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